心理学堂:弗洛伊德和荣格怎样解析梦？

　　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烙印，它是建立在个人心理和创始人职业野心的基础上的。荣格比弗洛伊德更多地公开承认这一点：在192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荣格描述了自己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差别。在卷首语中，荣格写道：“甚至当我正在处理实验的数据时，我也仍然在谈论着我自己。”（CW4）

　　在这两个心理学分支中，荣格事实上更具有经验主义倾向：“我不知道梦怎么产生，”他写道，“而且我不肯定我研究梦的方法有效，甚至这种做法是否值得被称为‘方法’。”但是这种谦逊表述并不影响他拒绝弗洛伊德的梦理论，以及建立自己关于梦理论的基本信条。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假设的大多数根据梦的研究证明靠不住。而在当时，荣格的理论却可以通过试验的测试得到验证。

　　例如，所有健康的哺乳动物都被观察到做梦。而人类婴儿也把他们大部分时间投入REM（快速眼动）的做梦睡眠状态中。他们在子官内和刚出生后都是如此，由此看来，做梦似乎体现了人们原初的想保持睡眠的愿望。这样的实验证明做梦更可能是荣格所说的“灵魂的自然产品”。梦可以执行一些自我平衡或自我规范的功能，并且梦符合生物学的传统规律，符合个人调节、生长和生存的需要。

　　荣格的假设竟然比弗洛伊德最新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兼容性。这对弗洛伊德原先在动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的冲击是令人吃惊的。从1876年到1882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欧内斯特·布鲁克（1819-1892）的生理研究所工作。布鲁克是弗洛伊德所崇拜的一位偶像，他相信所有重要的生理现象最后都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进行解构，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排除“精神”、 “生命力”、“灵魂”等术语了。这一教义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从始至终都成为坚定的决定论者。弗洛伊德确信所有的神奇现象，不论是想法、梦境、图象，还是幻想，一定遵循某种因果关系，可以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中找到其发生的根源和内在规律。

　　弗洛伊德如此僵硬地坚持他的性理论，不仅是因为他相信人身体与头脑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而且因为他一直信守在布鲁克的实验室中经过的训练。他认为精神病与梦一样，必将最终证明二者有共同的物质基础（他希望把他的研究项目与科学心理学合并起来）。正如他在1908年4月写给荣格的信中所说的一样：“性行为是我们肌体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一个医药工作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在处理精神病人时做到游刃有余。”（弗洛伊德／荣格通信）

　　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明确观点。性不仅对人类物种的繁衍不可缺少，而且，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弗洛伊德认识到，性的选择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的性理论，是在生物学所说的健康器官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的研究视角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狭窄。动物行为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自然状态下的动物行为，然而它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弗洛伊德并不知晓在自然界中动物本能行为的巨大差异，因为他所观察和研究的动物都是被处于限制自由状态的，这样他就很遗憾地无法真正体验动物的潜能。由于自身处于牢笼之中，没有领土和统治权可以去争夺，这些感到无聊的、养尊处优的动物们除了我们常说的“自虐”，终日无所事事。无论如何，性行为的重要性在弗洛伊德的临床实践中被明显夸大了，这是因为在19世纪资产阶级普遍感到性压抑。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我们的同辈人在这方面的限制比较少一些，我们也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我们的文化无关。

　　后来弗洛伊德放弃了生理学研究，以便挣足够多的钱与马莎·伯内斯结婚。他并不希望成为一名医生：纯粹是生活的需要使他走到了医生的岗位。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他的首要动机是寻求实现阿德勒式的目标，达到自己的出人头地。当他成为一名医生后，由于个人性格的关系，弗洛伊德自己给自己制定了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相应规则。

　　他与查克特和布留埃尔的合作使他初步得到了一些灵感和来自布鲁克的部分生理学和心理学原则，这使他逐步发展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技术，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在生物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亲爱的荣格，”他在一个很著名的场合中说，“请答应我永不放弃性理论。那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核心。你看，我们必须把它看做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教义。”（MDR）做梦、神经病的症状、误用、玩笑、口误以及其他所有行为都建立在“这个简单的不可缺少的功能的基础之上”（即：性）。

　　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是通过完全释放紧张的神经，实现一种宁静的状态。他后来把这称为涅原则。健康的人能够平静而梦，能够与异性正常结合并且过上满足的性生活。他或她可以舒缓性的紧张情绪，不断获得性高潮，并且可以享受毫无压力的周期性的涅状态。然而很少有足够的客观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而反驳它的占了绝大部分。但是弗洛伊德是一个施诡辩术的天才，他工作勤勉，具有政治才能，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

　　J·艾伦·霍布森（1988）评论说，“弗洛伊德的所有重要心理学理念的种子几乎都萌芽1890年他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土壤。在那个时期，他钻研梦的理论是特别认真的。”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关于中央神经系统在工作方式的假说还是具有重大缺陷。因为他把中央神经看做是一个具有核心功能的被动组轵，它只有在受到刺激时才会作出反应，它既没有自己的能量，也没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根据后面的50年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神经系统是有产生（或取消）新陈代谢能力的，能够自己为自己制造能量和提供信息。我们还知道睡觉时快速眼球运动是做梦的表现，这是由于中央神经系统自发产生的刺激行动。

　　然而，尽管受到布鲁克的影响，弗洛伊德最后还是否认了神经科学和他的梦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他停止了科学心理学的项目。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经生物学仍然处在幼年期，如果现在尝试建立一门新的心理学分支还为时尚早。此外还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理论具有原创性，并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产生革命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关于被压制的性欲能够通过梦、神经病症状、不正当的性行为，以及不经心的口误等情况释放出来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他必须在布鲁克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研究。

　　心理动力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因为它是基于它的创始人的一个已经过时的假设之上，精神分析学缺少科学的实证，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生不逢时。而在同一时期，神经生物学和梦科学都有了显著发展，这样使精神分析学日渐衰落，甚至遭到了孤立和冷落。如果一个梦理论被证明有效，那么它必须要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吸取营养，它们的研究数据必须能够共享和彼此整合。

　　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比，荣格理论较少受到攻击。原因就是后者更专注于通过现代的视角观察人脑，把大脑看做一个自我激励的系统，在思维中自发寻求特定的生物-社会目标。这样，现代的梦学研究人员都倾向于排斥弗洛伊德的关于梦的简明扼要的观点，即“梦是被禁锢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而接受荣格的判断，即，梦是“透明”的自然现象，可以自发地独立于任何个人意愿延续。“梦是公正的。它是潜意识中灵魂的自发产品，不受愿望的控制。”荣格写道，“它们纯粹是天性；它们显示出我们质朴、自然的本相，是一种与我们的本性相协调的东西。而我们的意识现在看来已经偏离这种原初状态太远，太过迷离了。”（CW10）“它们不会欺骗；它们不会说谎；它们不会歪曲事实或假装……它们总是寻求我们自己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的一些东西。”（CW7）“梦是一种自发的、自我描述性的符号，它是潜意识的实际状况”（CW8）

　　弗洛伊德所称的梦的“显性内容”，或者说“梦的门面”，以荣格的观点来看，仅仅是梦的一种含混的表达。他评价这个概念说：“这其实仅仅是我们自己缺乏理解的表现。”（CW16）我们的梦需要被解释，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伪装，而是因为它们的意思被放进“图象语言”中了。因此，我们必须逐字地把这些图片“语言”提炼出来。荣格同意梦可以表达愿望或者恐惧。但是他坚持认为大多数梦有更为宽广的内涵：“梦可以包含不可避免的真相、哲学的声明、幻想、白日梦、记忆、计划、预料、不合理的体验，甚至心灵感应术等，只有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梦见。”（CW16）

　　而且，荣格认为梦实质上是一套灵魂平衡系统，它具有补偿的功能，可以使人已经被压缩到极限的心理意识重新得到平衡。梦的这种补偿作用，可以通过最新医学上的发理观察到。即快速眼动中的睡眠，与心理动态平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荣格把灵魂看做是一种维持平衡的自我调整系统。它一方面保持人类思想斗争时的心态平稳，同时，也寻求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灵魂只是维持心理平衡的一个自我调整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每一个进程都不会很快地走得太远，任何消耗过度的情况都会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平衡机制，我们就不会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正常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补偿理论看做是心理行为的基本法则。一方面过少必然导致另一方面过多。同样，意识和潜意识也是一对互补关系。”（CW16）这样，根据荣格的观点，梦就是“在我们有意识的知识里面添加一些东西”，而且”如果一个梦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得到解释”。（CW16）“梦总是在强调在另外的方面维持心理平衡。”（CW7）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荣格的补偿理论可以被看做是在弗洛伊德的欲望实现理论基础上的扩展。两个理论都把梦看做是在潜意识里产生的某种东西，可以把意识与潜意识沟通起来。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用途不过是欺骗的伎俩面已，它使被压抑的内容经过伪装进入可以感知的领域。荣格则认为梦的功能是把潜意识中的有价值的因素提取出来，赋予整个人格个性。

　　此外，弗洛伊德在探讨梦起源时，采用了回溯的方法，认为解梦需要寻找梦者婴儿期的本能。荣格则与他有很大不同，他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梦的内容来寻找打开大门的钥匙。因此，根据荣格的看法，梦的目的就是含蓄地构建一个完整的心灵，以便实现生命的真谛。

　　更进一步说，荣格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糟粕进行了剥离。比如，弗洛伊德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拉马克生物学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单一地把梦与神经病的症状联系到一起，而否认梦可以内在地、有创造性的促进个性的发展。同样，在某些方面，精神分析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而J·艾伦·霍布森，当代领先的梦学研究权威之一，则认为梦的过程是“进步大于后退；积极大于消极；创造大于破坏。筒言之，做梦比精神病健康得更多”。（1988）这是荣格在1912年就达到的高度！

　　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和实践，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在与弗洛伊德的争论中指出他的缺陷。但是我们在世纪之交也不应该忘掉他的巨大成就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荣格能够更多地利用当代科学的手段发展出一套解释梦的理论，这应该归因于他虽然从师于弗洛伊德并不得不接受他的教导，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而是在弗氏基础上建立一套自己的心理学分析模型。因此，当我们庆幸荣格成功地把潜意识与梦的想像力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解梦理论时，也不能忘记荣格正站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肩膀之上

　　（本文选自《人类梦史》，安东尼·史蒂文斯著 | 来源：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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