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道德心理学概论（下）

 

　　5、伤害和纯洁以外的道德

 

　　纯洁准则决定了当自己作为对象时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在“忠诚”领域也同样如此。的确，忠诚和奉献可以看做是自我和他人的混合体——自己和他人的区分越弱，忠诚的纽带便越牢固。这在基因层面上的家庭成员之间，在认知层面的牢固关系对中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在交互记忆中，夫妻用相同的编码和取回数据的共用系统来操作（(Wegner, Erber和Raymond, 1991)）。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如对朋友和国家的忠诚，常常可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人们对组织的亲密和忠诚程度是基于如若违背组织将会威胁他们自身的特性这一临界点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组织成员对来自外部威胁组织价值的力量的反应看出来。那些忠诚度低的成员疏远自己与组织的距离为保护他们个人的特性，忠诚度高的成员与威胁对抗，用保卫自己特性的方式来维护组织的利益 (Ellemers, Spears 和 Doosje, 2002; Branscombe, Ellemers, Spears和Doosje, 1999)。这样一来，违背组织的行为就等同于违背他们个人的行为。

 

　　破坏等级和不尊重行为是类似的因为他们都影响了自我特性。等级构成了一个组织的结构，定义了每个成员的职责与责任，最为重要地，定义了个人对其他成员的职责与责任。每一个成员对租住的关系，所有成员相互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整个组织可能受到来自任何一个成员的影响——一个中士的背叛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整个排的不佳，正如一个排的背叛反映了领导他们的中士的不佳。不尊重行为削弱了组织的凝聚力，因而影响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根据对个人有益及对组织有益的事件的联系程度，另一个组织成员的不尊重行为被认为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正如忠诚和尊重那样，公平也需要除自己以外的一个实体（如，一个人不可能偷窃自己，见 Gray 和Wegner, in press）。然而，忠诚和等级需要特殊的义务与纽带，而公平却不需要这些。在纯粹的意义上，公平意味着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不应该因为关系的亲疏有所偏袒。就像独立一样，公平独立地运作与组织或共同的特性之上，尊重自制，独立，自由地观念。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公平将指向另一个对象而非影响自身。如此，公平道德掌管着人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而非如何对待自己。

 

　　道德的五个方面，正如《道德基本理论》所假设的那样(Haidt 和Graham, 2007)，似乎十分契合于两型道德模型。忠诚，等级和纯洁道德掌管着指向自己（或因组织成员或等级关系与自我特性密切相关的其他人），然而伤害和公平道德掌管着指向其他人（陌生人或与自我特性无关的人）的道德。当然，这五个方面不可能穷尽道德问题的所有方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双型道德模型也可以囊括道德的其他方面（谦逊|夸耀，勤勉，平等）(Suhler和Churchland, in press)。确实，双型道德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并不是仅仅以内容为基础的，因此并不需要为每一次出现的新的道德问题做修订 (Suhler和Churchland, in press)。

 

　　值得一提的是组织忠诚，等级和纯洁一起组成了一种类型的道德，伤害和公平作为另一种道德，这与Haidt提出的组织结合与个体道德相匹配(Graham, Haidt 和 Nosek, 2009; Wright, in press)。我们强调我们的模型并不依靠组织——个体这个维度来区分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一维度对于描述道德对社会的影响后果却十分有用。例如，由于纯洁准则的功能是保护人的身体和灵魂身体和精神上的污染，它让人们确信，一个人并不需要为他人的不纯行为多做考虑（排除害怕他人的不纯行为会扩散并玷污其他人的情况）。然而，一个人与他所处环境的互动方式（如，规避或不规避特定的污染物，身体改造或清洁度）将作为决定规避谁，与谁可结成共存的组织伙伴的一个明显的信号。纯洁准则因此会加强组织边界，并使组织紧密结合（或将组织分裂）(Sosis和Bressler, 2003) 而不需要特意地个体间的互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Haidt在《道德基本问卷》中提出的因素分析法——一个人们关心不同道的问题程度的尺度。虽然该问卷设计测试的道德模型（《到的基本理论》）与双型道德模型有所不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数据的探究性的因素分析，不受任何强加的理论限制，

 

　　支持两种类型之间的单一区别，如组织和个体道德问题(Graham, Nosek, Haidt, Iver和Ditto, inpress)。因素分析将道德领域划分为两个类型，这一点十分重要。

 

　　随后的一个验证性的分析试图找到这些数据与他们之前预设的理论间的同一性，支持《道德基本理论》将道德空间划分为五个区域的假设 （伤害，公平，忠诚，尊重和纯洁）；然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种支持。将道德空间划分成更多的因素可以解释数据中的更多变化，这种说法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我们不清楚吝啬在验证性分析因素中的比重，这种分析有可能受制于过度拟合。此外，《道德基本理论》就是为强调道德的五个不同领域而提出的。这可能会使数据人为地偏向道德五维划分。这种试验性因素分析只有在当更广泛的道德价值调查支持五维模型优于双型模型时，它才是可信的。

 

　　这种双型道德模型的成功之处在于囊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背叛。我们坚持认为，讲道德划分为掌管指向自己的行为和掌管指向他人的行为两种类型是道德判断最好的分类方法。虽然我们展示了该模型是如何在理论中运作的，重要的一点是将道德分为两类并不是简单的类别抽象。这种划分应该反映我们道德心理的真实差异，每一种类别都会产生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行为，并依据不同的认知负责加以判断。在本章的剩余篇幅里，我们将列举三个证据表明该划分确实反映出不同的道德心理。

 

　　6、情感方面的证据

 

　　西塞罗有句名言：“仔细研究你所推崇的一项品质，以免对它的不当行使会给你带来羞辱。”这句话强调了羞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涉及的期望，或更准确地说，它可能遭受的失败。尤其地，当一个人辜负了别人对他的期望时羞耻感就会产生——当他未完成义务或未尽职责时。羞耻是对一个人的社会纽带威胁的信号。重要地，一个人的负面评价是直接指向自己的，并将其他人的观点、映象考虑在内 (Lewis, 1971; Niedenthal, Tangney & Gavinski, 1994)。对比之下，在“自责的事例中”，一个人的负面评价不是直接指向自己的，而是指向他的具体的不道德行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自我意识或道德准则不相匹配时，自责感就会产生。结果是，自责感的产生与有没有别人看到自己的行为的关联不大——自责感的产生不需要外部见证者(Smith, Webster, Parrott & Eyre, 2002; Tangney, Miller, Flicker & Barlow, 1996)。

 

　　羞耻和自责之间的区别使得我们有机会测试双型道德模式。因为羞耻代表着对自己的负面评价，那么忠诚，等级和纯洁的违背行为——也就是触犯自我的行为——应该比伤害和不公更能引起羞耻感。因为自责感可以忽略不道德行为的对象（无论影响自己或他人都被视为不道德），那么行为对象是自己或他人之间的区别应被减小。如果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对别人负面影响会比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引起更大的自责感。因此，伤害和不公——影响独立的作用者，而不需要考虑组织问题——比违背忠诚，等级和纯洁的行为更容易引起自责感。与羞耻感与一种道德有关，自责感与另一种道德有关的预测相一致的证据为双型道德模型提供了重要支持。

 

　　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许多东方文化，例如中东，印度日本传统的伊斯兰教旨主义文化常被形容是羞耻的文化。在羞耻文化中，羞耻感被作为不道德行为最基本的阻遏物。

 

　　而这些文化正是强调忠诚，等级和纯洁是重要的道德价值的文化，而这一点并非偶然。Shweder等人(1997)形容这些文化为历史性文化，其中“人”的概念是角色嵌入式的或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根据这一观点，个人被概念化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结果是，人们被期望做别人期待他们做的事情，而非简单客观的对或错。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将个人抽象化为更加独立的个体。(Nisbett, 2003)。当然，人们仍然与其他人保持着纽带关系，只是这种纽带相比自我特质没那么重要。这些文化，包括美国文化在内，常被形容是自责文化。与之前提出的两种道德的区别相一致，这些文化极度强调伤害和公平问题——即高度评价自由，自主和平等。

 

　　羞耻和自责文化之间的区别引起行为中的可靠、可度量的差异，如惩罚。在日本，更多人赞同将赔偿作为违反道德的制裁——其目的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纽带。其他研究表明在日本道歉对后续惩罚的影响要大于在美国。(Haley, 1986)。在日本，道歉极大地减少了惩罚措施，而在美国，道歉的作用却很小。此外，美国人更倾向于赞同将报应和惩罚作为对不道德行为的制裁——反映出对个体作用者的关注。确实，美国的惩治措施会使犯罪分子刻意地背离社会，而惩治措施的重组作用却是排在第二位的。 (Hamilton, 等，1983, 1988)更进一步的研究应从文化层面转向个人层面，以提供自责与羞耻，及两种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更完整的心理特征 。

 

　　这些关于羞耻和自责的发现为双型道德模型提供了直接支持。来自其他感情的证据也与该模型一致。例如，对等级和纯洁的违背常常会分别引起蔑视和不纯洁感(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在双型道德模型中，对等级和纯洁的违背代表了对自身的违背；因此，这些感情的功能就是使违背者与自身保持距离。当违背者是个人时，蔑视和厌恶切断了个体与组织的联系，使个体从组织中除名。相比之下，怜悯，同情，同理心这些感情可以将个人向组织靠拢。当一个人确确实实遇到一个陌生人时，对于同情的回应的最强的预测是这个人是否认为该陌生人也和他差不多 (Krebs, 1975; Stotland, 1969)。此外，当受测试者对假设情况作出反应时只有当受测试者感觉自己与受害者有联系时，同情感情才能提升帮着行为出现的可能。

 

　　当然，这些感情在双型道德模式的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显得太过头了。厌恶和蔑视感会将人们推出道德圈，使他们产生不人道的行为(Waytz,Epley & Cacioppo, 2010)。同样，对他人过分的同情和怜悯也会使自己付出代价。这些感情的双向方面与双型道德模型能够很好地匹配。不仅仅只是陌生人，敌人也可能被伤害。正如对陌生人可以产生情感的纽带，友谊的产生也同样如此。有了友谊也就有了忠诚。情感会以很多方式影响道德判断，但某些情感在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道德时，有着优先决定的权利。

 

　　7、来自行为性紧张的证据

 

　　陆军准尉休·小汤普森命令机关枪向他的同胞美国部队开枪。虽然这些部队并未被放枪，许多国会成员却被汤普森的做法激怒了。国会以外，普通民众给他发表示憎恨和死亡威胁的邮件，甚至寄去动物的死尸。根据这种描述，休·小汤普森是极端不忠诚和反美国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是这个人，事情却显得复杂得多。休·小汤普森著名的命令是向那些残忍杀害了许多非武装平民的美国士兵射击，这些平民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美莱村大屠杀。总共有347-504个非武装平民在屠杀中丧命。要不是小汤普森的英勇行为，肯定会有更多人丧命，然而，直到整整三十年后，他才因此获得士兵荣誉勋章。

 

　　虽然这种情况非同寻常，许多人却都觉得自己身处非常危险的环境之中，在那里他们要么选择顺从权威的命令，做对组织最为有利的事；要么本者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简单地为自己的组织或领导牟利。爆料者——那些当众揭露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人——将这种紧张进行戏剧化的呈现，如约瑟夫·达比的事例，他告发了阿布格莱布的虐囚行为；

 

　　辛西娅·库珀揭发了世通虚假记账行为，该行为旨在掩盖38亿美元的损失——这在当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假账事件。不幸的是，那些站出来反对不法行为的做法却常常受到来自社会的暴力抵制。想想迈克尔·布鲁尔的事例，他向警察告发他的同学偷了他父亲的自行车。结果布鲁尔被他的同学和另外两个人浇汽油烧死了，作为对“告密者”的惩罚(CNN Justive, posted 13 October 2009)。

 

　　双型道德模型解释了对以道德之名行事的人的抵制行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组织奉献、忠诚根据定义需要偏袒和偏见——换句话说，并非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或是仅有一点点的不公。相似地，为了自己利益（或自己组织的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自然会与为不相干的他人（甚至是他人集团）采取的适当行为产生冲突。

 

　　我们和亚当一道做了一个实验性的研究，来决定人们最为看中的道德种类是否能够预测当人们有机会揭发这些不道德行为时，会如何抉择。我们首先摆出《道德基础问卷》的受测试者(Graham, Haidt & Nosek, 2009)来决定对忠诚和公平问题的考虑对他们的影响程度。然后受测试者们对一系列事件做出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认识的人（关系的亲疏度不同）犯了罪（罪行的严重性不同）。受测试者们被询问如果他们有机会将这些罪行报告给警察，他们会怎么做。结果表明了人们对忠诚与公平的关心程度的不同预测了他们将罪行告发给当局的可能性，这不单单是忠诚或是公平问题。

 

　　在儿童中也出现了忠诚与公平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人们对打小报告的行为的反应随着年龄增长发生变化。十个月大的婴儿就有了基本的公平感和正义感，能够区分帮助者和阻碍者 (Hamlin, Wynn & Bloom,2007) 甚至喜欢惩罚妨碍者的人而不是奖励他们的人，切实地称赞了第三方的惩罚，因此小小年纪便显示出了正义感(Hamlin, Wynn, Bloom & Mahajan, under review)。孩子打小报告的行为也反映出相似的感觉，标志着不公正，如一个孩子拿了另一个孩子的玩具(Ingram & Bering, 2010)。重要地，这些小报告对于成年人解决问题通常是可信的并会引起积极的行为。然而，在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中——有着20个成员的社会组织，对组织的忠诚变得尤为显著，打小报告被看做是极度负面的行为。无论是同龄人还是看护着都认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越爱打小报告，他就越不受大家欢迎(Friman等, 2004)。

 

　　因此，有证据表明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在忠诚与公正之间作出抉择时都会感到紧张。

 

　　在他们想象中的理想的道德楷模的指引下，人们似乎感觉自己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好恶的抉择。当人们被要求形容典型的道德榜样时，会出现不同的概念(Walker & Hennig, 2004)。其中一种概念是充满爱心的道德榜样——终极的道德楷模对周围的人是亲切，慷慨，无私的。但另一种概念是公正的榜样——他有着公正客观，理性开放的处事原则。当人们代表自己所爱的人行事时，与无论关系亲属都公正行事时是被不同的道德所指引的，这一点与人们对道德楷模概念上出现的差异是一致的。结果是，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势必产生冲突。

 

　　也许道德价值冲突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Graham, Haidt &

 

　　Nosek, 2009)。吉登斯(1998)写道，“前者支持更广泛的平等，后者认为社会的等级化不可避免”(p. 40)。由12个国家对88项研究的集中分析证实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确凿的区别在于，保守派接受不平等的存在 (Jost, Glaser, Kruglanski & Sulloway, 2003)。作为交换，保守派更关注社会秩序和熟人关系。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紧张局面不仅局限于忠诚与公正之间的冲突，而是处于对道德问题全局的考虑，这与对双型道德模型的考虑是一致的。自由派更关注伤害和公平道德，而保守派更关心忠诚，等级和纯洁道德 (Graham, Haidt & Nosek, 2009)。

 

　　8、来自认知过程的证据

 

　　1996年10月2日晚上，一卷胶带造成了70人死亡。在一架波音757客机的日常清洁过程中，卡卡里扎将一卷胶带落在了静压口，此时正是603次航班起航前一会。静压口是对压力十分敏感的传感器，它向飞行员提供飞机风速和升力的重要信息。这卷胶带干扰了这些仪器，使得飞机坠海，机上9名乘务人员和61名乘客全部遇难。卡卡里扎被指控过失杀人罪，被判停职两年（1998年1月21日刊登于西雅图时报）。与此案件相比，奥尔蒂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同样被指控过失杀人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KZTV10, posted 14 April 2011)。为什么同样是意外且仅造成一人死亡，对奥尔蒂斯女士的判决却比卡卡里扎先生重得多呢？也许是因为她的过失造成了她十一个月大的女儿的死亡。奥尔蒂斯女士逛过杂货时将她十一个月大的女儿留在炎热的汽车里超过半小时，致使孩子死于中暑。

 

　　母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特殊，因为它们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父母有义务抚养照顾孩子。朋友之间有责任真诚互见相互奉献。领导必须确保其追随者的福利。这些义务严格定义或明文规定，却是亲密和等级关系中固有的属性。相应地，不同品质的标准可被应用于对忠诚和等级的触犯的判定（其中的人们负有保护义务），和对伤害和不公的判定（在“其他”关系中不存在这些被定义的义务）。

 

　　有意的行为与过失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积极地做出判断认为伤害和不公行为要比疏漏和过失情节严重，疏漏和过失又比防止伤害和不公的行为情节严重。即便当有意行为，疏漏行为，行为人意图的结果都一样时，人们也持有相同的判断(DeScioli, Bruening &Kurzban, 2011; DeScioli, Christner & Kurzban, 2011)。然而，当人们之间被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时，判断就不尽相同了，母亲和女儿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犯罪人是权威人物或与受害者有某种关系，相比当犯罪人是下属或与受害者的关系不明时，受测试者们对故意和过失之间道德差异的判断就不那么敏感了(Haidt & Baron, 1996)。也就是说，一个因失职没能保护女儿的母亲被当做故意伤害女儿那样严厉判处——因为她应该预见了危险，并有责任阻止危险。

 

　　这种道德判断的差异对道德空间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对将忠诚，等级和纯洁看做一种道德，而将伤害和公平看做另一种道德，这两者之间区别的更进一步证据是对这两者不同的道德判断的认知输入不同。这正是Haidt and Baron’s (1996)的研究所显示的。在紧密的关系中，忠诚和等级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的行为依据行事的结果判定，而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有意要事件发生。对比之下，意图在对伤害和公平的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地，那些无意导致伤害和不公的人比起有意为之的人会受到更加宽容的处理，这正如谋杀与过失杀人的区别。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向受测试者提供了一些描述伤害行为（例如，对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和违背纯洁（例如，乱伦和吃禁忌食品）的事例。受测试者对道德错误的判断反映了意外和故意伤害的区别，而故意和无意的纯洁违背之间的差别较之要小(Young & Saxe, in press)。尤其地，无意的纯洁违背被判得很重；而无意的伤害被判得较轻。对纯洁的违背，如对忠诚和等级的违背，较之对伤害和公平的违背似乎不那么受“意图”影响。为了确定这种行为差异并不取决于刺激物（例如，受测试者们不愿接受有人真的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乱伦的可能性）提供的意图信息的特征，而取决于对不同道德类型认知过程的基础性差异，因此我们对测试者的大脑扫描，用另一个版本的试验完善该研究。测试者们在递交自己的道德判断的同时，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量血液的含氧水平，这是对大脑活动的一种反映，是我们能够确定对不同道的违背的神经反应是否与观察到的行为反应相一致。确实，与行为证据一致，大脑负责精神状态（如意图）分析的区域（包括左右颞顶交界处，楔前和内侧前额叶皮质）表明大脑对纯洁违背的反应较对伤害违背的反应有所下降 (Young,Chakroff, Dungan, Koster-Hale, & Saxe, submitted)。无论从行为还是神经方面测试，意图对纯洁的道德判断相比对伤害的道德判断的影响要小。

 

　　例如“意图”这样的认知输入对有关忠诚，等级和纯洁的道德判断的影响比对有关伤害和公平的道德判断的影响要小，这一发现是对双型道德模型的进一步证实。影响陌生人或其他人的行为对精神状态的依赖更强，因为“意图”是一个人进一步行为的可靠指示，如果被影响人是一个可信的朋友或需躲避的敌人。然而，对于影响自己的行为，我们通常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重点仅是简单集中于避免不好的结果。

 

　　调查不同道德领域认知差异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然而，到目前为止的发现证实了双型道德模型。例如，一项跨文化调查发现在日本（一个重视忠诚，等级和纯洁的互联的社会）人们将精神状态信息用于对错误行为判定的情况要少于美国（一个将伤害和公平道德放在首位的独立自主的的社会）(Hamilton, et al., 1983)。此外，新的研究表明，认知因素的上升会干扰人们对道德反应的把控能力，使得保守派颠倒主次，相比忠诚，等级和纯洁道德却将伤害和公平道德放在首位。(Wright, in press)相应地，将坚持一种道德，像陌生人一样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作为底线，这点是可行的。然而采取另一种道德规范可能需要额外的认知源，其中的人们都被看做与自我有某种关联，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形成。将两种道德放在一起看，这些出现的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那就是双型道德模型所展示的差异反映了认知过程中的真实差异，且并不仅仅是内容差异。我们认为双型道德模型最能解释这些差异。

 

　　9、结论

 

　　道德是复杂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对道德空间的划分可以有多种方式。过去的理论表明依据内容的划分解释了文化的差异。更近的理论显示依据关系的划分解释了在不同关系中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判定。我们认为单看这两种理论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够的。需要一种折中的理论完整地解释人类的道德心理——一种同时考虑违背的内容和违背行为影响的关系的方法。我们展示了双型道德模型是如何将道德空间划分为掌管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和掌管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道德的。基于三种证据（感情，行为，认知），我们认为双型道德模型反映出真实的道德心理差异，而非简单直观的分类。

 

　　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分类可以指导未来道德心理学的实验，随着新发现的出现，我们强调开放性对待折中方法的重要性。道德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完全理解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需要来自诸多领域的视角和见解。心理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生物进化学都有对道德感兴趣的研究者们需要的相关发现。正如双型道德模型代表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的妥协，通过这些领域的对话，折中的方法也必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相关链接：道德心理学概论（上）

 

　　（译者/Easy_翻翻 | 原作者/James Dungan & Liane Young | 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