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人性善恶是恒久不衰的话题，它从个人生活乃至国际大事，深深地牵动我们的情感与理智，对此争论不休，笔者屡屡撰文触碰敏感的道德议题，是相信融入现代科学认知，终可拼凑出问题全貌，改变昔日只从单一学系学派立论的偏见。 ---www.xinlile.com
心理学堂:叙利亚难民与道德心理学
1、德国梅克尔处理难民像哲学王
人性善恶是恒久不衰的话题，它从个人生活乃至国际大事，深深地牵动我们的情感与理智，对此争论不休，笔者屡屡撰文触碰敏感的道德议题，是相信融入现代科学认知，终可拼凑出问题全貌，改变昔日只从单一学系学派立论的偏见。
最近，叙利亚难民潮令西欧各国非常头痛，德国总理梅克尔面对80万难民涌入，显出高度的情理兼容，她一方面站在人道「信念」（普世价值），表示德国仍有能力收容难民，愿意照顾他们，斥责国内仇视移民的纵火案；另一方面「计算」实际情况，呼吁欧洲各国摊分收容难民的数量，共同承担这次问题。梅克尔的处理方法充满智慧，可谓揭两年美国道德心理学的重要启示：虽然，人类源自演化的道德直觉是有局限的，喜欢偏私「自己人」，但只要觉醒它的局限，将有助我们理智地成就更大的「善」。梅克尔高明之处在哪？我们姑且留待最后才接续讨论。
我们先从类人猿动物那颗朴素的同理心谈起。1996年，在芝加哥动物园里发生一宗意外，一位三岁男孩不慎从五尺高跌落灵长类动物展示区，万料不到，此时一只八岁雌性大猩猩，飞扑接住男孩抱在怀里，坐在木头上轻拍男孩的小背，安抚他受惊的情绪，再将他交给工作人员。这位大猩猩的同理心感动全球，人们几乎习惯把道德善性视作人类独有的光芒，忘记了我们也分享着类人猿动物的共通本性；这也是动物学家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猿形毕露》（Our Inner Ape）中提醒我们要反思的事。[1]
不止德瓦尔提及的事例，灵长类动物学家娜迪兹达．雷帝吉纳—柯兹（Nadezhda Ladygina-Kohts）曾在莫斯科养育一只名叫乔尼的黑猩猩，他常任性地留在屋顶耍玩，拒绝回到她身边。后来柯兹发现，只要她装作哭泣，乔尼会立即跑去找她，还唯恐有人侵害她，急急轻抚柯兹的脸，以示安慰。还有，菲力斯．华内肯（Felix Warneken）及麦可．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研究发现，黑猩猩甚至会自发帮助同伴和人类，不求任何奖赏。看来，人类与他们确有一脉相承的善性本能，只是复杂程度有别。
2、演化生物学「亵渎」善性？
当然，以生物演化角度探讨人性，常常引起部分人的激烈情绪，将之标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阴魂不散，误以为提出这种讨论的切入点，等同「纯粹」以动物天性合理化道德推论。意思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大可诉诸先天，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特质，那些行为都是可接受的，正如人类和黑猩猩天性也懂得互相残杀，只要能生存和进步，有甚麽不能做呢？这样说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便可说成「为求进步，不择手段」了，所以，他们一听道德直觉源自生物演化，随即暴跳如雷，感觉非常危险。
犹记得数十年前，著名社会生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 Wilson）在某次学术会议中，突然被人当头淋了一壶冰水，藉此回应他社会生物学的言论；另外有些学生四处张贴海报，高呼要他下台，召集各路人马骚扰他讲课；他们认为以生物学分析人性，根本是要塑造种族主义和阶级化社会，威尔森一时成了众矢之的。
接下来我们便明白，达尔文和威尔森都被冤枉了，生物演化的发现，并不表示我们不分是非曲直都要接受它，那些偏激盲目的想法，无助了解道德真象。诚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本年六月的演说强调，人类之所以称霸地球，在于演化出黑猩猩所没有的意识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像创作故事般建立信念，约定社会行为，促成庞大合作，终于胜过其他动物。事实上，我们幸有这种思想能力（包括理性），即使继承了各种演化本能，也能从中取舍抉择、择善固执，这才是人类有望迈向更美好生活的关键。
现在，我们不妨同时跨越两本道德心理学着作，拼合更辽阔的道德视野。一本是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着《好人总是自以为是：政治与宗教如何将我们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注二]；另一本是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所着：《道德部落：道德争议无处不在，该如何建立对话、凝聚共识？（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由于格林较多创见，笔者偏向长篇论述他的说法） [3]
3、婴儿天生爱好人
首先，关于人类婴儿出生后流露善性本能，二人在书中同样交代过一项非常经典的实验。学者凯利．哈姆林（Kiley Hamlin）、凯伦．温（Karen Wynn）与保罗．伯伦（Paul Bloom）分别找来一批六个月及十个月大的婴儿，让他们观看贴上眼睛的「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互动的影像。其中一个影像，圆形尝试登上山丘，却不成功，这时三角形出现，将圆形推上山顶；而另一影像，尽管圆形也是尝试登山，不过突然出现四方形阻碍它向上，更把圆形推回底部。
婴儿重复看了几次后，研究员向他们摆放三角形和四方形的玩具，结果显示，对于16名十个月大的婴儿，有14名选择曾帮助圆形的三角形玩具；另外，12名六个月大的婴儿，全数选择三角形，不要四方形玩具。反映这些未足一岁，甚至只有半岁的婴儿，明显偏好互相帮忙的对象，而不是留难别人的家伙。也许有人质疑，不排除这些婴儿「碰巧」大都喜欢三角形吧？可是，研究员再找新一批婴儿进行实验，除去那些眼睛，同样让他们观看图形之间的互动，事后印证，婴儿并未有特别喜爱三角形，明显赋予眼睛的图形被拟人化后，揭示人类道德天性，早已埋藏偏好互助行为的幼苗。
可是，两位作者并未提及另一项重要实验，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Alison Gopnik）打破了旧日看法，过往认为儿童要到七岁才发展出代入他人观点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被视为人类同理心的重要基石。高普尼找来一些十四至十八个月大的婴儿，事前都知道他们通通爱吃「培珀莉小鱼饼乾」（Pepperidge Farm Goldfish Crackers），远多于吃不吸引的青花菜。研究员在婴儿面前装出相反的偏好，表情流露极爱吃青花菜，十分厌恶小鱼饼乾，事后发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虽然自己喜欢小鱼饼乾，依然能够理解研究员爱吃青花菜，将青花菜递给她。
但是，婴儿有可能是因为贪吃小鱼饼干，刻意不给研究员吗？并非如此，十四个月大的婴儿，对于研究员爱吃青花菜首先流露疑惑的表情，却依然给她小鱼饼乾，可见，并不是婴儿出于贪吃，他们仍未能理解研究员的爱好，只懂将自己的偏好强加在对方身上，将自以为好吃的饼乾，给予研究员，即使疑惑她吃上去为何一脸愁容。[4]
这些研究显示，人类先天道德善性倾向，十分年幼已偏好互相帮忙的人，并能代入他人观点，远早于说谎欺诈的能力 （另有研究反映，儿童最早说谎的岁数是三岁半到四岁半）。那麽，儿童到了五岁左右，能够以语言表达想法时，他们如何看待道德问题？海德特引述艾略特．杜瑞尔（Elliot Turiel）的研究，当这些儿童被问及：若有位小女孩想玩荡秋千，却立即把正在玩的男孩推下来，你认为这样可以吗？几乎所有儿童都表示，无论老师批准、校规没写，这样做都是不对的。可见，毫无理由伤害旁人，成了儿童的强烈直觉，超越了外在社会成规（Social Conventions）。
到我们成年后又如何？格林引述学者斐耶里．库许曼（Fiery Cushman）、温蒂．曼德斯（Wendy Mendes）等人近年就「回避暴力」的研究，在实验中，他们要求人们模拟暴力动作，像用铁m作势敲击某人脚部。结果发现，即使人们明知自己假装作出暴力行为，足以令他们部分血管剧烈收缩，出现「脚软」的情况；若只是旁观别人假装攻击，或以铁m敲击铁钉等死物时，并不会造成剧烈反应。此外，回顾历史，在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军官常接到报告，指前线的士兵弹匣装满子弹，却未射一发就死了，被认为是士兵受道德情绪影响，无法轻易地对陌生人开枪。
4、不好意思，你不够善良
上述由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机制，似乎让我们感到人类善性一片光明，不是吗？不，泼冷水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善性是有偏私、有限制的，相当容易划分「自己人、其他人」；「好友、敌人」，偏好小圈子，爱好自己的国家、民族、肤色等等，这些都是基因演化为我们预先设置好，快捷区别「我群」与「他群」的道德直觉。
如凯萨琳．金斯勒（Katherine Kinzler）及其同僚发现，六个月大的婴儿喜欢望不带外国腔调的人说话，而十个月大的婴儿喜欢说母语的人给他们玩具；到了五岁左右，小孩喜欢跟不带外国腔调的人做朋友。这种亲疏有别的喜欢感十分自然，早在我们未深受文化教育影响时，这些倾向经已形成。还有，我们或已听说过那神奇的「催产素」（Oxytocin），以往一些田鼠实验已发现，这种神经分泌物跟动物的爱j、关怀，甚至跟一夫一妻制密切相关，却较少提及它的有限范围。
海德特为此整理了一些研究，不错，有些游戏实验反映，鼻子吸入催产素后，有助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愿意在游戏中将钱转移给匿名的陌生人。但是，当实验套在带有团体竞争的游戏时，催产素会使人更愿意伤害其他团队，以保护自己团队；若实验牵涉自己国族，便会视自己国家民族的性命极端重要，种种迹象显示，催产素的增加虽有助关怀「我群」，同时也增加厌恶「他群」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演化而来的情感直觉机制，充满限制，先天早已植入了诸多偏好 。难怪格林亦感叹，在美国仍存在种族偏见问题，白人名字的履历更受雇主肯定；而美国法院的纪录反映，黑人被告相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
现在要问的是，为何演化使我们拥有同理心之余，却又如此偏私？海德特和格林分别以基因演化、神经科学为我们拆解背后的道德基础。海德特指出，生命史的开端犹如是基本单位的层层结合，由古细菌在单膜内的结合，到真核细胞的出现，再由此分裂成不同有机体，有机体逐个组成不同族群，部分生物再由小族群连结成大族群，层层递进。从细胞到有机生物，亿万年的演化见证着不同层次的分工，互相依存，也反映出个体竞争与群体竞争，在生物界同时并存。
海德特表示，达尔文演化论所包含的「多层次选择」（multilevel selection）早已道出个中端倪：「基因的外面是染色体，再外面是细胞，再外面是个别的有机体，再外面是人群、社会、其他群体。在这个阶级组织中，任何一层都会发生竞争」。而人类天性的复杂多元，正是既像黑猩猩有强烈的自私性，又像蜜蜂懂得群体分工，海德特以此比喻人性，如同有90%的黑猩猩特性，再揉合了10%的蜜蜂特性。人类演化而来的情绪机制、道德直觉，让我们先完成小圈子的团体合作，到了人类拥有意识能力以后，原始宗教与文化思想加强了社会合作、促进分工，集体意志解决更大的社会需求。
同样地，格林认为演化优势就是竞争的过程，例如，一群狮子只要比其他狮子跑得更快，抓到的猎物更多，便有更强的繁殖优势，久而久之，高速狮的后代自然比龟速狮更多，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人类的原始道德本能，也是偏向互相合作的祖先，胜过盲目自私，恶性竞争的族群，从而形成生存优势；很明显，假如祖先团体内滥发暴力行为，只会造成无穷的流血冲突与报仇行动，族群根本不能壮大。这样的演化本能，令我们成功将族群的利益，摆在自身利益之先，可是，这只是让「我群」有优势胜过「他群」，而不是庞大族群之间和平共融。
换言之，人类的道德根源，原初并不是为了实践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众生平等的普世价值；即使我们今天绝不视道德价值是为了增加生存优势，但是，我们有必要如实了解道德直觉「源自演化的本来面貌」。如格林强调，道德直觉令人类在一小圈范围互相合作，减少个人之间互相损害，解决类似生态学者盖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个部落里的牧民，在资源有限的牧场公地上放牧，采取绝对自私的做法，拒绝合作，最终，牧场资源会迅速耗尽，牧民很快便一无所有；反之，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并惩罚恶意反叛者，却有助牧民长久地取得资源。（连黑猩猩也懂原谅同伴、促成合作，并惩罚同伴不合作行为。）
备注：
[1] 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着：《猿形毕露：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台北市，麦田出版，2007年10月。（补充：另有资料显示该大猩猩并未成功接住小孩，有别于德瓦尔着作的说法。）
[2] 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着：《好人总是自以为是：政治与宗教如何将我们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台北市，网络与书出版：大块文化发行，2015年4月。
[3] 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着：《道德部落：道德争议无处不在，该如何建立对话、凝聚共识？》(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台北市，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7月2日初版。
[4] Babie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ink
相关链接：
叙利亚难民与道德心理学（下）
（文/王阳翎（于非） | 来源/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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