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同理心的悖论

 

　　2008年，八岁的密苏里小女孩卡丽娜（Karina Encarnacion）写信给候任总统奥巴马，对他应该养什么狗给出自己的建议。她还建议总统应该强制进行资源循环回收、禁止不必要的战争等。奥巴马回信致谢，并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如果你还不知道'同理心'这个词的话，希望你能去查阅一下辞典。我觉得，在当今世界中同理心太不够了。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靠你们这代人了。"

　　

　　这不是奥巴马第一次说起同理心。此前两年，在泽维尔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他就提到了同理心的重要性：“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眼光看世界——那些饥饿的儿童，失业的钢铁工人，家园被毁于一旦的人。当你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当你选择扩大自己的考量范围，对他人的苦痛——无论是密友还是陌生人——感同身受时，想不行动、不帮忙都难。”

　　

　　这样说来，同理心是对他人经历的一种本能的映射。在《皇家赌场》中，邦德被击中要害部位时，观影的男人们也不禁打个寒战、双腿一紧。史密斯也曾说过那些“柔弱敏感的人”，他们看到乞丐身上的溃烂伤口就会觉得自己身上也瘙痒难受。在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广泛支持心理学家C.Daniel Batson口中的“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设”。Batson发现，简单地引导受访者用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就能使他们更关心他人、更乐于帮助。

　　

　　当认知神经科学经历所谓的“情感革命”时，关于同理心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情绪，尤其是关乎道德思考和行动的情绪，越来越成为研究焦点。例如，我们已经发现，一些当我们经历痛苦时活跃的神经系统也会为他人的痛苦所触动。其他研究者还致力于探索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如何显示出同理心，儿童如何富有同理心，触动同理心的情景等。

　　

　　这并不仅存于理论中。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同理心的工作机制，也许就能催生更多的换位思考。有些人面对政治宗教认可残酷迫害异见者的行为能够保持同理心，然而有些人却由于基因缺陷、父母虐待或惨痛经历（更常见的是以上原因皆有）而无法与他人同感。有百分之一的人被临床诊断为“心理变态者”，其中一条典型症状就是“麻木不仁，缺乏同理心”。心理变态者的其他典型特征，譬如缺乏罪恶感、病态说谎等，也都源于缺乏同理心。有些人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苦难都归咎于同理心的缺乏。在《邪恶的科学：同理心和残忍的来源》中，SimonBaron-Cohen甚至将邪恶与“同理心被吞噬”画上了等号。

　　

　　Bazelon在一本探讨霸凌行为的新书（《大棒与石头》，兰登书屋）中写道：“霸凌行为最可怕的一面就是同理心的缺席。”这一描述不仅针对霸凌者，也包括那些面对受害者无动于衷的人。她警告说，参与霸凌活动的人里，很少会变成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者。反之，他们的同理心障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情境相关：霸凌者眼中的被霸凌者是毫无价值的；霸凌者选择性关闭了自己的同理心机能。大多数霸凌者之后都会摒弃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后悔。“关键是要铭记每个人都有同理心和行为得体的能力，我们应当尽可能呵护这颗幼苗，”Bazelon如是说。

　　

　　还有两本最近出版的新书（JeremyRifkin的《同理心文明》，企鹅出版社；PaulR.Ehrlich和RobertE.Ornstein的《钢索上的人类》，Rowman&Littlefield出版社）大力论证，同理心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必得更多的同理心。Ehrlich和Ornstein希望我们能够“在情感上加入全球大家庭”。Rifkin则呼吁人们大踏步取得“全球性的同理心意识”，认为这是将世界从环境破坏中拯救出的最后希望。Rifkin的书用一个哀伤的问句结尾：“为了避免地球的毁灭，我们能够及时达成生物圈共识，取得全球性的同理心吗？”上述的书籍对同理心作了大量容易理解的学术阐释，也都顺应时代精神，将同理心的提升作为人类难题的终极解药。

　　

　　然而，他们的热情可能放错了地方。同理心有一些不幸的特点：偏狭，狭隘，无法计量。不去依赖同理心才是最佳做法。

　　

　　1949年，三岁的小女孩凯西（KathyFiscus）不慎跌入加州圣马力诺的一口井中，举国关注。近四十年后的1987年10月，一岁半的的杰西卡（Jessica McClure）被卡在德州一座狭窄的井中，牵动了全美人民的心。营救Jessica的行动持续了五十八小时之久，里根总统在讲话中说：“在这个时候，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杰西卡的教父、教母。”

　　

　　营救杰西卡

　　

　　同理心的强大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何2005年少女娜塔莉（Natalee Holloway）的失踪牵动了全美国人的心；为何在大规模报道的灾难（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去年飓风桑迪等）之后，人们纷纷捐钱出力，甚至踊跃献血。这也是为何在去年12月，20个无辜儿童在康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惨遭杀害时，举国为之伤痛，人人希望帮忙。上个月，人们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受害者的同情与支持也可以用同理心来解释。

　　

　　为什么人们对这些惨剧作出回应，而无视其他一些灾难呢？心理学家Paul Slovic指出，电视媒体对娜塔莉失踪案的报道远远多过对同时期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灭绝的关注。在达尔富尔，每一天死于可防治疾病的人数是飓风卡特里娜遇难者的十倍，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则更是高出十三倍。

　　

　　当然，这与新事件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有关系。正如我们可以忽略马路上的杂音一样，人们也会对那些看似无休无止的事情不加察觉——例如非洲儿童的饥饿问题，或者美国的谋杀问题。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发生了六十起群体枪击事件，遇害者约500人——这个数字只有死于谋杀的人数的千分之一而已。但是群体枪击事件牢牢占据了电视、报纸、网络版面，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些还成为国民的共同记忆，譬如科伦拜、弗吉尼亚理工、奥罗拉、桑迪胡克等等。而除非你认识受害人，占死亡人数99.9%的谋杀案只是可以忽略的背景杂音。

　　

　　产生同理心的关键就是所谓的“可辨识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四十五年前，经济学家Thomas Schelling不无讽刺地写道：“倘若一个六岁的棕发小女孩需要几千美元来做手术，这样她就能活到圣诞节的话，人们寄去救她的钱就能塞满邮局；但是如果取消征收一项销售税，马萨诸塞州的医疗设施就会老旧化，从而导致本可避免的死亡难以察觉地增多时，没有几个人会流下同情的泪水或是拿出支票认捐。”

　　

　　实验也确认了“可辨识受害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心理学家Tehila Kogut和Ilana Ritov询问一组受访者，为开发一种能救一个孩子的药物，他们会捐助多少钱，问另一组人的则是他们会为救八个孩子捐助多少钱。答案几乎一样。但是当她们告诉第三组受访者接受救助的一个孩子的年龄、姓名，并展示了她的照片后，捐赠额直线上升——远远超过人们愿意捐给八个孩子的数额。

　　

　　受害者的数量并不重要——听到受苦的有五千人还是五十万人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差异。想象一下，你刚从报上读到，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两千人在一次地震中遇难了。然后你发现，死亡人数其实是两万。你有感到十倍的难过吗？我们意识到数字的重要性，也是基于理性，而非同理心。

　　

　　正如批评家Linda Polman指出的一样，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语境下，同理心会领我们走入歧途。当暴力作恶者从救助中获益时（比如军阀向国际救济机构索取“税收”），他们其实是在被鼓励施以更多暴行。这和印度的一些父母将新生孩子的四肢损毁，以使他们成为更博人同情的乞丐是一样的道理。人为造成的儿童残疾使我们心情沉重，但倘若我们想要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先将情感放在一边，作出更冷静的分析。

　　

　　同理心无视事实和数据，它只被“可辩识受害者效应”吸引

　　

　　“同理心政治”（politics of empathy）也并不能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典型的政治争议往往涉及我们应该对哪一方报以同理心。举例来说，自由主义者支持控枪，他们聚焦在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身上；保守主义者则将焦点置于那些面对罪犯，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之上。自由主义者支持加强联邦施行的安全规条，频频援引受工伤的雇员的悲惨遭遇；反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大谈因繁琐的安全要求而破产的小商户。所以别指望着你的对手如果有多一点同理心就会转而支持你。

　　

　　很多情况下，同理心都会把我们拉到错误的方向上。站在受害人的视角上，怒火就会驱使我们进行惩罚报复行为（想想那些以死亡儿童命名的法律吧：梅根法，杰西卡法，凯莉法）。但是进行惩罚的强烈愿望是无视长期后果的。Jonathan Baron和Ilana Ritov曾进行一项研究，询问受访者，某公司生产的疫苗导致一名儿童死亡，他们将如何对此公司进行惩罚。一些受访者被告知，高额罚款将使这个公司更加努力地研发生产更安全的疫苗；另一些则被告知，高额罚款将使公司不再有动力制造疫苗，而由于市场上没有可替代产品，这一惩罚措施将会导致更多儿童死亡。访问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毫不在意——他们只希望能狠狠地惩罚公司，无论后果如何。

　　

　　这一反动力经常出现在刑事司法领域中。1987年，已被判刑的谋杀犯Willie Horton殴打并绑缚一位男子，然后强奸了他的未婚妻。彼时，Willie Horton刚从马萨诸塞州东北惩戒中心出来，在进行短暂休假。休假项目随即被视为时任州长Michael Dukakis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在翌年他竞选总统时，他的政敌们还借此猛烈抨击他。但实际上，休假制度恰恰可能降低了类似事件发生的几率。1987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发现，在休假项目实施后的十一年里，马萨诸塞州犯人的累犯率持续下降，而在被释放前进行过休假的犯人的累犯率又低于未参加休假项目的犯人。问题在于，你无法确切指出这项计划的受益者——那些免于被强奸、袭击或杀害的人，正如你没法办法说某某人就是因为接种了疫苗才免于一死一样。

　　

　　还有更大的领域。明智的政策的好处往往只能通过数据体现，但这些政策的受害者却有名有姓，还有故事。想想全球变暖吧——Rifkin说这是“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威胁人类生存的持续增熵”。同理心的局限性尤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反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人振振有词，他们有的是那些“可辨识的受害者”的故事——那些苦于成本上升、企业关张的人。而在未来某个时刻，数百万人将由于我们现在的不作为而遭受灭顶之灾——但现在，他们只是毫无说服力的抽象数字而已。

　　

　　政府之所以不能施行谨慎的、长期的政策，常常被归咎于民主政治的激励制度（青睐短期权宜之计）和金钱的强大影响力。但是同理心也有责任。太多时候，我们今天对特定人的关怀往往意味着无视那些在未来可能累及无数人的危机。

　　

　　道德判断需要的不仅仅是设身处地。哲学家Jesse Prinz指出，一些我们很容易就能判断为错误的行为，譬如入店行窃、逃税等，并没有可辨识的受害者。而很多好事——例如训导一个有危险行为的孩子，建立公正的制度来决定谁应该先得到器官移植（尽管排名靠后的人会感到痛苦难过）——都需要我们将同理心暂放一边。八人死亡比一人死亡更严重——即使你知道那一人的姓名；人道主义援助如果缺乏针对性，将适得其反；为应对气候变暖的威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也是必要的。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写道：“暴力的衰落可能归功于同理心的增强，但它更归功于一些更为冷静的能力，例如谨慎、理性、公正、自控、规范和禁忌以及人权理念等。”对道德责任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理性的、甚至是反同理心的分析，而不是单凭同理心行事，才是更理想的规划未来的方式。

　　

　　Rifkin等人看似有理地认为，道德进步是要将我们对家庭、对部族的关心扩大到人类整体。但是，我们不可能对七十亿陌生人报以同理心，也不可能像关心孩子、朋友、爱人一样关心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不是把人类当成一个大家庭——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意识到，即使我们无法对陌生人报以同理心，他们的生命也和我们所爱的人毫无二致，具有同等价值。

　　

　　我并不是在呼吁摒弃同理心。一个心理变态者的族群可能也很聪明，也能够提出团结和公平的原则。（实验证明心理变态的罪犯善于作出道德判断。）这些缺乏同理心的人的问题在于，虽然他们可以辨别是非，却无意按此行事。要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必须要有一点点感同身受。

　　

　　但一点点就够了。不考虑极端的心理变态者，没有证据表明同理心稍弱的人就比其他人更不道德。Simon Baron-Cohen观察到，一些通常被认为同理心不足的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症患者反而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因为他们有强烈的遵守规则、确保正确应用规则的意愿。

　　

　　同理心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舞台是在个人生活中。没人想活得像狄更斯笔下的功利主义者汤玛斯·葛莱恩一样，把和包括子女在内的所有人的交往都视为赤裸裸的经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拥有同理心——它使我们成为道德关怀的主体和客体。只有当我们以同理心为道德向导时，它才会辜负我们。

　　

　　桑迪胡克枪击惨案发生后，所在地纽顿被蜂拥而至的捐赠淹没，以致不堪重负。超过八百名志愿者专门负责处理寄来的礼物——即使纽顿官员已经公开呼吁大家将物资寄去别处，捐赠还是源源不断。这个富足的社区收到了数以百万计的捐款，一间间大号仓库里堆满了毫无用处的玩具。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我们迫切想要帮上忙。但同时，几乎两千万美国儿童面临饥饿的威胁，而联邦食品券项目正面临近百分之二十的预算削减。在慷慨资助女童杰西卡的医疗的人中，不少都支持削减州医疗补助计划的预算。也许明年将有五千万美国人患上食源性疾病，但预算削减将导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展的安全检查减少两千次。更令人难以察觉的是，明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二十公吨，而国会的很多政客仍力图进一步放松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

　　

　　这就是同理心的悖论。同理心的力量在于，它能将我们的道德关怀代入指向的焦点上。但如果一个背负数十亿人口的星球想要存活，我们就必须将那些还没被影响到的、甚至还未出生的人的福祉纳入考虑范围。这些人没有姓名、没有照片、没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深思熟虑、仔细盘算。井里的孩子永远会牵动我们的心——这是人性的准绳。但人类倘若想要拥有未来，同理心就必须让步于理性。

　　

　　（译者/魏蜀x | 来源/心灵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