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性爱代理人能做什么？

 

　　马克.奥布莱恩是一位诗人和记者，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六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他在人工呼吸器中度过了大部分的生命。2012年，福克斯探照灯公司（福克斯电影公司）放映了《亲密治疗》（The Sessions），一部根据奥布莱恩的文章《性爱代理亲历记》而改变的电影，是关于他36岁时第一次性爱的故事。奥布莱恩也是1996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铁肺人生》（Breathing Lessons）的主人公。他的作品出现在《旧金山纪事报》和《环球评论》上。1999年7月，奥布莱恩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去世。《性爱代理亲历记》（On Seeing A Sex Surrogate）一文发表于《太阳报》（The Sun Magazine）1990年5月第174期。

　　

　　198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性与残障人士的文章。与性活跃的男性和女性会面时，我体会到一种隔离感，仿佛我是一位见到猎头者的人类学家，力图保持社会科学者价值中立的立场。我自己是残障者，而且还是个处男，我近乎残忍地羡慕这些人。我花了好多年才发现，让我与他们分离的是恐惧——对别人的恐惧，对做决定的恐惧，对我自己的性的恐惧，以及对我父母超常的惧怕。虽然我不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一直感觉到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对性的普遍反对，特别是我的性。在我的想象中，他们似乎有不可思议的能力——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会因为任何不正当的行为急不可耐地惩罚我。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有性的感觉或想法，我都会感到负罪和被指责。我的家里从来没有人在我身边讨论过性爱。我形成的态度居然到这种程度——有礼貌的人绝不会想到性爱，而且也不会去做爱。我不了解我家以外的任何人，所以这个规范对我有强大的作用，我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人应该效法芭比和肯（芭比娃娃和它的老公）的健康无性关系，我们应该像我们那里没有“那个”一样去行事。

　　

　　作为一个30多岁的男人，我仍然对自己的性感到尴尬。除了在擦浴时性唤起的时候羞辱它，我的生活似乎全然没有目的。我不会跟身边的人谈起那时我体验到的高潮，或者我感到的深深羞愧。我猜想他们也会因为我变得如此兴奋而讨厌我。

　　

　　我想被人爱。我想被人拥抱、爱抚和珍视。但是，我的自我憎恨和恐惧太强烈。

　　

　　我怀疑我值得被人爱。我挫败的性欲情感，似乎只是残酷的上帝折磨我的另一个诅咒。

　　

　　我喜欢过一些人，男女都有，然后等待他们约我出去或者怂恿我。在伯克利市，我认识的大多数残障人士都是性活跃者（sexually active），包括像我这样畸形的残障者。但是什么都不曾发生。我想采取的被动的方式，对我没什么有用；这种方式只在电影里有用。

　　

　　1985年，我开始和我的治疗师桑德拉谈起，是否能去找一位性爱代理人（sex surrogate）。桑德拉当初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她解释到，性治疗师（sexual therapist）是为在性方面有情绪问题的客户服务；而性爱代理人是为客户的身体服务——我是那样的害怕而无法去讨论它。我找借口说，除了陪从、护士或医生，其他人看见我苍白、瘦弱的身体，脊柱弯曲、脖子弯曲、洗衣板式的胸腔、支架式的髋骨，他们会感到惊骇。因为费用问题，我也放弃了代理人的想法。几年前，我在另一位治疗师的建议下，打电话咨询过一位性爱代理人。那个性爱代理人告诉我，她的收费是70美元/小时。

　　

　　不过现在我的状况已经改变。我写文章和书评挣到额外的钱。我的种种借口不击而破，诱惑袭来。

　　

　　这仍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我的父母会怎样想？上帝怎样看？我疑心，如果我去看一个性爱代理人，我的爸爸妈妈会在上帝之前就知道了。要冒犯这三个如此全知的存在，那前景让我神经兮兮。

　　

　　桑德拉并没有以某些方式抛开我；她告诉我选择是自己的。她给了我旧金山加州大学“性和残障中心”的电话号码。我感到很焦虑，是否要打电话；是否会拨通然后马上挂断；是否能凭自己做一件重要的事。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向自己保证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之后，我拨通了这个号码。虽然我从不确信不会发生可怕的事，但是我能够依靠自己的信念了——一个脆弱、困惑、懦弱的信念。我闭上眼睛，对操作员背出那个号码。我害怕她辨认出它。但她没有。

　　

　　“旧金山加州大学。”一个酥脆的声音回答。

　　

　　我呼叫“性和残障中心”，我的声音在颤抖，无法控制。我被告知该中心已经关闭——立刻，我感到无限地解脱。不过，对方给了我一个以前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治疗师的联系电话。我要那样做吗？糟了，又一个决定。我说行。但是在那个号码那里，我又被告知打另一个号码。另一个号码那里，我仍然被告知另一个，然后另一个，然后另一个。我飞快地，一个个照打不误，不给自己改变想法的时间。最后，我联系到一个人，该人承诺给我发一封信，给我一份以前在中心工作过的治疗师名单，他们现在私人执业。

　　

　　大约就个时候，一个电视脱口秀节目报道了两位性爱代理人。我怀着猜疑的心情观看：性爱代理人与妓女一样吗？虽然她们可能用一些心理学来粉饰，但她们做的不是同样的事情？

　　

　　这两个代理人看起来不像我心中的妓女印象：没有浓妆，不穿喷涂（spray-on）牛仔裤。这个女性代理人是一位注册护士，有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这个男性代理人，穿着西装看起来让人舒服，为男同性恋者和男双性恋者服务。这两个性爱代理人强调，他们的工作主要处理客户的自我形象贫乏和自尊缺失，而不仅仅是针对性行为本身。代理人接受过性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训练，所以他们能帮助人们解决严重的性障碍。他们不直接受雇，而是通过客户的治疗师引荐。由于深知客户爱上他们的可能性，他们设置了6-8次会谈的时限。他们通过处理特定的性功能障碍与客户保持专业关系；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提供性快感，而在于带来所需求的改变。随着我对性爱代理了解越多，我开始想，也许一个性爱代理人能帮助甚至像我这样糟糕和残障的人。

　　

　　桑德拉度假去了。我打电话给苏珊，加州大学给我的治疗师列表中的一位，我们约好在旧金山见面。我感到高兴，没有咨询桑德拉我就能做出一些关于性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我不确定在桑德拉不在场时，就打电话给治疗师是否正确的事，或者甚至它是不是必要的，但是我感觉很好。

　　

　　去见苏珊，最大的障碍是鲍威尔街地铁站的电梯。它从地下车站一直通到大街上。我因为脊柱弯曲，不能在普通轮椅里向上直立，所以使用的是斜躺式轮椅，大约5.5英尺长。旧金山湾区捷运（BART）车站电梯的斜对角大约5英尺。我的随护迪克西，尽最大可能升高了轮椅的靠背，勉强把我和她自己费劲地塞入电梯。但是，当我们达到街面，她不能把我弄出去了。这简直荒谬：如果我能进来，按照物理学规律，我就应该能出去。但是，那天物理学规律心情不好。迪克西和我又下到地铁站台，并且发现在下边我能出去。我们向车站的管理人员抱怨，他（她）似乎无法理解。我们又试了一次电梯。门打开了，鲍威尔大街就在眼前。迪克西百般折腾，抬起轮椅，试着要把我推出烟盒一样的电梯。

　　

　　“哦，你想回伯克利去吗？”她沮丧地问。

　　

　　我认为现在就回去未免太不划算了。我吩咐她把轮椅的后背再升高了一些。我大腿的肌肉被狠狠地拉紧，不过迪克西现在能轻易地把我推出电梯了。自由了，我们在鲍威尔大街漫然前行，完全忘记了自我。

　　

　　终于，我们找到了苏珊的办公室。立刻，我意识到我能够信任她。她懂得问些什么以及怎样来问，她的方式不会吓住我。我向她描述我关于性的感觉，我的幻想，我的自恨以及我对见性爱代理人的兴趣。她告诉我一个事实：因为她的残障，对她来说找到一个爱人绝不容易。她告诉我她的脑性瘫痪（脑瘫）已经赶跑了许多人——唯一的迹象就是她的跛足。我发现这难以置信。她如此聪明、如此关心人、如此漂亮，虽然有些忧郁和笨拙。（我已经对她一见倾心。）

　　

　　苏珊说，她知道很多不错的代理人，就生活在东部湾区；当桑德拉度假回来时，她会把代理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桑德拉。如果我决定继续，桑德拉可以给代理人打电话，并告诉代理人给我打电话。

　　

　　这样做现在似乎不那么可怕。因为我们的谈话，我已经开始相信我性欲望是正当的，我能对我的性负责，并且不再认为它是外星来的。

　　

　　当桑德拉度假回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在电话答录机上接到苏珊的消息。她问我为什么没有通知她就去看另一个治疗师。桑德拉似乎很好奇，没有像我害怕的那样生气——事实上，我害怕她像我的父母那样生气。我说，我不确定为什么我去见苏珊，但是与桑德拉一起讨论性爱代理，使我感到很古怪，因为对我而言，她看起来那么像是我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同时，我几乎从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那里搜寻建议。一个朋友在信里告诉我勇往直前、去“破处”。麦克神父——一个蓄着胡须的年轻人，来自附近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告诉我耶稣的伟大并不在于死守规矩，而在于常常由于恻隐之心打破那些规矩。没有人建议我不要去找性爱代理，但是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必须自己做决定。

　　

　　由于得不到答案，得不到一个能解决所有疑问和优柔寡断的闪念，我很沮丧，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康复医院教残障人士在轮椅上缝钱包和做饭，但是却不处理一个人受损的自我形象？为什么这些医院不教残障人士如何通过性来爱和被爱，或者如何去爱我们不同寻常的身体？我幻想开一家医院，让病人有机会去找性爱代理人，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丰富的希望，而不仅仅是整日看电视、下象棋和打轮椅篮球。但是那是我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一个梦。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呢？

　　

　　如果我曾经遇到过某个愿意和我做爱的人，那会怎么样？如果我已经有过一些性体验，我不会更感到心安吗？我知道我能改变我对自己的知觉——一个笨手笨脚、优柔寡断的呆瓜——不仅仅是通过和某人性交，而是通过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相信自己能够做出决定。一天，我终于对于桑德拉说我准备去见性爱代理人。

　　

　　大约一周后，在我做床上擦浴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那是一个我从没听见过的女人的声音。

　　

　　“你好，马克！我是谢丽尔（Cheryl）。”

　　

　　我明白是性爱代理人。她不必告诉我。

　　

　　“3月17号1点钟的时候我可以见你，”她说，“这个时间你可以吗？”

　　

　　“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忙。你可以今天下午打给我吗？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家。”

　　

　　如今我真的要去见性爱代理人了，但还有个问题：我在哪儿见她？我没有床，我只有一个人工呼吸器，仅仅能容纳我自己。当谢尔丽再给我打电话时，她问我能不能来她办公室，到她的办公室有一段楼梯。我告诉她那有些困难。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我一个朋友的家中见面。

　　

　　当我问玛丽（Marie）能不能借用一下她的地方时，我紧张极了。我常常在她宽敞的卧室里拜访她。那里有一架双人床。玛丽，她也坐轮椅，她和她的爱人拥有一幢完全便利的别墅。她那里不远，走路就可到（或者说推轮椅去即可）。我告诉她谢尔丽的事，她欣然同意。

　　

　　这一天慢慢近了，我变得越来越不安。当谢尔丽一眼看见我——残障、枯瘦和畸形，会怎样——她会改变主意吗？我想象她痛苦地摇摇头，说：“噢，不，对不起，我不知道……”她会很礼貌，但她会逃离我。

　　

　　在电话上，谢尔丽已经解释过，首次会面的一小时里她会与我交谈；然后，如果我同意的话，我们会做“身体意识练习”（body-awareness exercises）。我太过害怕而没有去问那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会试一试。

　　

　　到了3月17日那天，我忍不住地紧张。我必须反复地提醒自己我们只会是谈谈性；在第二小时里才做那些“身体意识练习”，不管它们是什么，只有我想做它们才会去做的。

　　

　　维拉（Vera），我的一个晨间随护，给我穿衣服，把我放进轮椅，推我去玛丽的别墅。维拉努力叫我放心，但没有用。我感到好像就要去执行自己的死刑。

　　

　　10点45分，我们到达玛丽的家。门是锁的，没人在家。维拉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点燃一支香烟，亲切地聊天，而我分分秒秒都在出汗。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却只有七八分钟。我听到玛丽的电动轮椅的嗡嗡声。

　　

　　一到房间里，维拉就把我带来的垫子铺在双人床上。然后她放低我，把我弄上去。床离地板很近，不像我的人工呼吸器。因为我的头很难转向左边，维拉把我推到床的左边去，这样谢尔丽的位置在我的右边，我就能看得到她。接着，维拉把我便携式呼吸装置的管子放在我的嘴边，以防万一我需要空气。我认为这很可能，因为我从没有在呼吸器之外呆过1小时。我一切准备就绪。我瞥了一眼旁边数字时钟上闪烁的绿色数字：11：04。谢尔丽还没来。

　　

　　在我等待的时候，玛丽和维拉在交谈。11：07。11：11。噢，上帝，她还会来吗？也许她已经发现了，我是一个多么的丑陋和畸形的人，然后她要失约了。11：14。噢，上帝。

　　

　　一阵敲门声。谢尔丽到了。

　　

　　谢尔丽.科恩.格林（Cheryl Cohen Greene）是一位具有资质的性学家，拥有人类性学博士学位，旧金山性别信息中心（San Francisco Sex Information）培训专员中具有20年会龄的成员，而且作为代理拍档（surrogate partner）已经有超过30年的时间了。我已经帮助过数百位男性、妇女和夫妇，克服最常见的阻断良好性关系和深度亲密的障碍。作为一位代理拍档，我采取亲身实践的方法来解决焦虑、体象问题，性功能障碍，沟通困难，以及其他常见妨碍亲密的问题。我也是一位关于替代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专家。我已经出现在《拉里.金直播》（ Larry King Live ）等各大媒体上，并在许多活动、会议和全国各地高校中做过演讲。

　　

　　我尽力把头转向左边。她问候我，在微笑，走到能让我更好地看见她的地方。我想，她还没有讨厌我。她拉了一把椅子到床边，向我表达迟至的歉意，谈起她早上的每件事都不顺畅。玛丽与维拉一起出门了，说她1点钟的时候再回来。谢尔丽和我单独在一起了。

　　

　　“你的酬金在化妆台上。”我说，我想不起还能说什么。她把钞票放进她的钱包，并且向我致谢。

　　

　　她穿着黑色的套装，深棕色的头发系在头后。她有光亮的皮肤，褐色的大眼睛。她看起来身材高挑而强壮，而我身高只有4英尺7英寸体重60磅。我们交谈着，我确定她毫无疑问很有魅力。她在打量我的长相吗？我太过害怕而不想知道答案。

　　

　　谈话帮我放松下来。她告诉我，她41岁，与一个精神病学家结婚，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她是法国—加拿大籍，定居在波士顿。“波士顿？”我说，“我出生在那儿。”谈了一会儿波士顿后，我问她是天主教徒吗，像我一样？她告诉我，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开天主教会了，那个神父指责她的性行为。

　　

　　我开始告诉她我的生活，我的家人，我对性的恐惧。我能够看见她在接纳我、尊重我。我喜欢她，所以，当她为我脱去衣服，问我是否感到舒服时，我说“是的”。我虚张声势，努力掩藏我的恐惧。

　　

　　我的心怦怦跳——不是性欲，而只是害怕——她跪在床上，开始解开我红色衬衫的纽扣。她为我脱衣服很是费劲；我感到尴尬难堪，不知道她是否会改变主意，一旦看见赤裸的我就会离开我。她没有那样。她脱去我的衣服后，下了床，很快也脱掉了衣服。我看着她丰满的、白皙的双乳，但是我太害羞了不能凝视她的双腿之间。

　　

　　以前我裸体的时候——一直只是在护士、医生和随护的面前——都假装自己没有裸体。而现在，我与另一个裸体的人一起在床上，我不需要假装：我脱去衣服，她脱去衣服，看起来很正常。多么令人吃惊！我还半想着上帝——或者我的父母——会来阻止这一刻的发生。

　　

　　她抚摸我的头发，并对我说感觉很好。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头发，或者我的任何部位，感觉很好或看起来很好。我至少还有一个有魅力的地方，这让我更加自信一些。她开始为我解释“身体意识练习”：首先，她会用她的手抚遍我全身，我可以吻她任何地方，只要我愿意。我告诉她我多希望也可以轻抚她，但是她向我保证我可以用我的嘴和舌头让她兴奋。她在她的手上擦上芬芳的油，然后手掌在我的胸膛和手臂上慢慢运动，划着圈儿。她称赞着我，声音温柔而沉稳；而我神经紧张地唠叨着脑袋里的每一件事。我问她我是否能吻她的一只乳房。她侧身迎向我，我能够吻到她的左乳了。如此柔软。

　　

　　“如果你吻了一只，就必须吻另一只，”她说，“这是规矩。”

　　

　　我被她的故作严肃逗乐了，我凑向她的右边乳房。她告诉我沿着乳头周围轻轻地舔。她说她喜欢那样。我明白她是在帮助我再放松些，但是这并没有使她的鼓励显得不真诚。

　　

　　我逐渐地兴奋起来。她的手慢慢抚摸我，越来越往下；她继续与我交谈消除我的顾虑，我则继续喋喋不休。她轻轻地触摸我的鸡鸡——好像她喜欢它，好像还不错，我勃起了。没有人那样触碰过我，没有人因为性称赞过我。太快了，我来了！

　　

　　那之后，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告诉她，因为这次特殊的场合，一位朋友送了我一个危地马拉的编织手链。她问我是否有古龙香水；我说我有，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在紧张的性体验之后，我们开始谈论这些世俗的话题，似乎我们还是初见面的陌生人。我另外学到的是：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为男神、女神和摇滚明星所预留的活动。我认识到，如果我能战胜我的自憎和悲观，它就能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问谢尔丽，她是否认为在性方面我值得被人爱。她说她确信如此。我几乎哭了。她没有讨厌我。她不认为我是让人反感的。

　　

　　她下床，去了浴室，穿衣服。那时将近1点钟了。她从皮包拿出一个预约簿，告诉我下一次她想我们将致力于“性交”。她问我是不是有些害怕见到她；我承认，我感到深深地恐惧禁不住痉挛。她说不要理睬那些恐惧，我已经十分勇敢地完成了整个会面。

　　

　　门开了，是玛丽和迪克西。她们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她们它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到凯旋的喜悦，被净化了一样，身心完全释放。

　　

　　迪克西推我回我的公寓，穿过安静的街道，街道旁是老旧的小房子和沧桑的大树。那是温暖的一天，我一路上都没注意到。我问迪克西她的第一次性体验。当她描述的时候，我感到我进入了那些我总是感到被隔绝的东西：成人的世界。

　　

　　回了家，迪克西把我放进人工呼吸器里，并设置好我的电脑以便我可以写作。我用我的“嘴棒”敲击键盘，在日记里尽可能快地写我的体验，然后，我关掉电脑，去睡觉。但是我做不到。我太幸福了。第一次，我那么高兴，我是一个男人。

　　

　　第二次我见到谢尔丽，那是两周之后，我更放松、更有信心了。我们简短地闲聊，而没有正式的会谈。她拉下窗帘后，为我脱衣，比以前容易多了。我没有以前那么害怕和窘迫。我看着她脱衣服，期待看见她的乳房。那就是它们，浑圆、丰满。在她可以上床之前，我竟已经高潮了。没能控制性高潮的节奏，我对自己很是恼怒，不过谢尔丽说她会尝试刺激我的另一个高潮。我不相信她能再一次唤起我了，但是我现在更信任她并让她尝试去做。

　　

　　她轻轻地抓挠我的手臂，令我惊奇的是，我喜欢这样。我花大把的时间吻、舔她的乳房。我叫她摩擦我蛋蛋后面一直发痒的地方。她说那叫会阴（perineum）。就我所知，用如此尊贵的拉丁词汇来命名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让我感到太有意思了。她摩擦我，我愉快地尖叫；太令人惊奇了，我的身体竟能够感受这么多快乐。后来，我感到鸡鸡被温暖包围了。我意识到，谢尔丽不在我身边了。

　　

　　“明白我在做什么？”几秒钟后她问。

　　

　　“不。”

　　

　　“我在吮吸你。”

　　

　　没过多久，我就再一次勃起了。我有了性欲并更加自信，我说我想试试和她性交，于是她快速地爬到我身上，双膝跪在我的身体两侧。我的呼吸加快，心中充满期待，这就是破处前的心情了。她几乎踩到了我的脚，这让我有点慌乱。为了给我鼓劲儿，她握住我的鸡鸡并在她身体上摩擦，但是当她试着把它放进她身体里时，我恐慌了。因为一些我现在仍不理解的原因，我觉得我无法适应。也许我害怕成功。也许性交会证明我是一个成人，证明我从不愿意承认的事。也许它意味着我很久以前就能够性交的，如果我不患小儿麻痹症的话，如果我没有那么害怕是话，如果……我不想去考虑这么多的如果。

　　

　　我坚持对谢尔丽说，我无法适合（进入）她的阴道。她说不会的。突然间，我又来了——在她身体的外边。

　　

　　我觉得很丢脸。谢尔丽问我是否很享受。我说：“哦，是的，但有些虎头蛇尾。”她向我保证，她也很享受它——这让我稍稍振奋。而且我仍然愉快着，躺在她身边，两个赤裸的人。我告诉她，我想朗诵一首诗，我专门为这特别的时刻记下来的，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

　　

　　我该把你比作夏日吗？

　　

　　你更可爱，更温婉。

　　

　　粗暴的风摧残五月娇嫩的花蕾，

　　

　　夏日租我的时光，只是太短暂……

　　

　　我结结巴巴地念，忘记了诗句，停下来，再开始，不过我还是朗诵到了结尾：

　　

　　只要人儿还能呼吸，眼睛还能看见，

　　

　　这首诗就会给你生命，就会永远。

　　

　　谢尔丽说她被感动了，我朗诵起诗来那么甜蜜。我很高兴，现在我是一个快乐的给予者，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一个随护来了，带我回家。我吃了晚饭，精疲力竭但感到满足。不过第二天我焦虑了：为什么我会恐慌？我任何时候都能够与谢尔丽性交吗？与任何一个女人？

　　

　　玛丽告诉我，下一次约会我不能使用她的屋子了，因为她和她的爱人要出城去。所以我给尼尔（Neil）打电话，一位残疾人剧作家，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离我家很近。虽然我很长时间都不联系他了，他乐意地答应了。但是，他告诉我，他卧室的床垫放在地板上。这让我担心，因为让随护把我抬回轮椅会很困难，也许不可能吧。

　　

　　约定的那天，迪克西带我到了尼尔的楼下。尼尔残障的情况比较少见，言语能力受损，但他能一只脚站立并跳跃。我们到时，尼克已经把轮椅停在大楼的入口处，他一只脚站在轮椅旁边。看到我们，他扑通坐进轮椅，领我们去电梯。一到公寓里，迪克西就把我推进卧室，满心怀疑地瞅着床垫，她说，她能够容易地把我放在它上边，但害怕的是，之后把我抬回去的时候会伤着她的背。我们犹豫了一会儿，她把我从轮椅里弄出来，安置到床垫上。确定我舒适之后，她和尼尔离开了。

　　

　　我躺在那里，看着尼尔的时钟，怀疑谢尔丽是否真的会来。尼尔告诉我，他会在楼外等谢尔丽，给她门的钥匙。如果尼尔等烦了然后离开怎么办？谢尔丽到底会来吗？

　　

　　等了40分钟后，我听到了外边房间的一些声音。是谢尔丽，她抱歉又来晚了。

　　

　　谢尔丽为我和她自己脱衣服的时候，我注意到我没有性唤起。我为自己的自我控制感到骄傲，开始认为自己是个成熟、老练的男人，已经习惯于在卧室里与一个裸体的女人相处。

　　

　　她与我一起躺在床上，开始抚摸我的大腿和鸡鸡。我立刻达到高潮。我厌恶自己来得如此之快，沉浸于自己极乐世界幻想的余晖中。但我们没有泄气，谢尔丽开始抚摸我、抓挠我、轻吻我。她提醒我，我们的上一次会面，她向我保证我能够拥有第二次高潮。她说，她要在她阴道口的四周摩擦我鸡鸡的顶部。然后她要把它放进她身体。我无法看见下边那里正进行的一切，我太过兴奋，已不能分辨那触觉的感受。突然，我再一次高潮了。

　　

　　“我在你里边吗？”我问。

　　

　　“只有一秒钟。”她说。

　　

　　“你也来了吗？”

　　

　　她直起身子，躺在我旁边。

　　

　　“我没有，马克。不过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如果你想要的话。”

　　

　　“是的，我想要。”

　　

　　她下了床垫，从她的大提包里拿出一面大镜子。它大约两英尺长，木制的镜框。她把持着镜子，以便我能看见我自己。她问镜子里的那个人怎样。我说我很惊奇我看起来如此正常，我不是可怕地扭曲和枯槁的体形——我曾经总是那样设想我自己。从我6岁起，我就没有看见过我的生殖器。那时，我患上小儿麻痹症，我身体隔膜以下萎缩了，胸部阻挡了视线，我再也看不见我的下半身。从那以后，我的那部分就似乎不是真实的。但是，看到我的性器官，让我更容易接受自己是个“男人”。

　　

　　迪克西进入房间的时候，谢尔丽还在穿衣服。迪克西为我穿衣服，容易得叫人吃惊地弄起我，把我放回轮椅。谢尔丽告诉我，她要出城几周。她看着她的时间安排簿。“29号对你怎么样？”

　　

　　“那天我行，”我说，“我只需要和尼尔或玛丽确认下，看我能不能有一个地方。”

　　

　　“嗯，留一个消息在我的电话机就行。”

　　

　　第二次性交又失败了，这叫我焦虑。在约会之间的三周里，这个挫折让我心神不宁。我怎么了？我害怕性交象征着对女人的侵犯吗？是我缺乏经验吗？或者是更深层次的，我不能理解的事？

　　

　　在下一次约会之前，翠西（Tracy）拜访了我。她是我以前的随护，80年代初她就为我服务，当时她在伯克利大学读书。那时我努力不让自己爱上她，但是她就是太有魅力了。年轻、聪明，又漂亮，她十分懂我，是我所认识的最趣的人。翠西纠缠于另一个男人；她与我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关系，但她很明确她对我们的浪漫关系不感兴趣。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几年以前，我在那恐惧和窘困的激情中，我告诉过她我爱她。

　　

　　翠西进入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轮椅里等她。她凑近来，以让我能够吻到她的脸颊。然后她吻我的脸。

　　

　　“我爱你。”我说。

　　

　　“我爱你。”她欢快地回答。

　　

　　我们去了一家咖啡厅，谈她的男朋友和我与谢尔丽的经历。她说，她为我感到骄傲——有勇气去见性爱代理人。与她交谈我感觉好极了，我问她的研究生学习、她男朋友、她父母、她兄弟、她的过去、她的未来计划，问我能想到的每一件事，我努力想拖长与她交谈的时间。但是，终于我们都无话可说。她想看看在伯克利的其他朋友，所以她把我带回了房间。

　　

　　翠西离开之后，我黯然神伤，因为无可否认我对她而言没有性吸引力。谁又能责怪她呢？我也很少被残障的女性所吸引。翠西吸引着许多年轻、健康、好看的男人，她可以不慌不忙地挑拣和选择。我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相信谢尔丽所做的事能帮助我，万一我遇到某位像翠西一样美的人儿的话。

　　

　　下一次我见到谢尔丽时，她说，这一次她将把前戏减到最少，并且我一告诉她我勃起了，她就会爬到我的上边。她再次拿着镜子，在上床之前对着我举起来。这一次，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勃起而兴奋起来。谢尔丽上了床，调整她自己以便我能为她舔阴。大约1分钟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开始感到自己正在窒息。但是，我想做点事让她快乐，所以我问她我是否能把舌头放到她耳朵里。她说不，她不喜欢那样，不过很高兴我这样问。

　　

　　“有些女人喜欢这样。只是我碰巧讨厌它。对同一种刺激，不同的女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总问问。”

　　

　　当她开始抚摸我的鸡鸡，我告诉她骑到我身上来。很快，我感到我勃起来了。她骑上来并用一只手引导我进入。

　　

　　“在里边了吗？”

　　

　　“是的，在里边。”

　　

　　我不能相信。此时此地，我正在性交，它感觉起来不像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交合当然快乐，但是我也很享受性前戏——吻、摩擦、舔——还有更多。不一会儿，我来了！她保持着我在她身体里。这时，一丝快感轻轻刷过她的脸颊，仿佛一整天的痒终于被挠尽。让我尽情释放吧，她把手放到床上，在我的肩膀旁边，并亲吻我的胸膛。

　　

　　这个充满情感的动作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本没有期望过它；它似乎是她发自内心的一件礼物。我的胸膛没有肌肉、苍白、没有胸毛，完全就是性感男人胸膛的反面。它曾经总是我非常容易受伤的地方。如今，它正被一位体贴的、善解人意的女人亲吻着，我几乎要哭泣。

　　

　　“你来了吗？”我问她。

　　

　　“嗯。”

　　

　　我无比欢欣。她下了床，走进浴室。听见她撒尿的声音，这让我感觉仿佛我们就是长久的爱人，对彼此身体的机能感到熟悉和舒适。当她从浴室里出来，开始穿衣服，我问她是否认为我应该买一个床垫，那样我就能在我的房间里做爱。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现在弄个床垫，或者是等一等……直到有情况出现。”

　　

　　“你现在可以想着要买一个，因为你并不知道事情何时发生。而且如果你等到那时，到时候你再买床垫，一切可能都结束了。”

　　

　　我问她是否认为我们再要一次会面。她说只要我认为有用，她就会去做。

　　

　　“你认为再来一次有什么收获吗？”她问。

　　

　　“没有。”我说，心里感到宽慰，我不必再花钱了。我只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个床垫。再说，我已经交合过。还有什么可以做？那年后来，我买了一个床垫，深蓝色，有朴素的花朵和潮水的图案。

　　

　　1986年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然后搁下了，直到去年。反复地读过我的初稿，读那时我的旧日记，我对我的乐观感到震惊——想象着我与谢尔丽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

　　

　　但是我的人生没有改变。我依旧与世隔绝，部分是因为我的小儿麻痹症，它迫使我一周五六天都待在人工呼吸器里，部分也因为我的个性。我为人低调、沉默寡言、是个理智型的人。

　　

　　我的个性，可以说是我残障带来的结果，因为我大部分的生命都与同时代的人们相隔。无论是什么原因，我继续与人隔离，接着伴随的就是独身生活。偶尔的来访者坐在床垫上，但我却从来没有躺过。

　　

　　我不知道去见谢尔丽是否值得，不是说金钱，而是说希望燃起但从没实现。对于这种失望的感受，我既不责怪谢尔丽也不责怪我自己。我们的文化看重年轻、健康和好看的长相，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就能瞬间化解。如果我接受了密集的心理治疗（从我患小儿麻痹症直到现在），我还会需要去见性爱代理人吗？我会拒绝接受关于美丽与外在完美的文化标准吗？我会陷入更为熟悉的青春期或青春后期残障人士人常见的调情、约会和做爱的方式吗？

　　

　　我懂得的一件事是，性交不是一种雄性攻击的表达，而是一种温柔的、相互嬉戏的体验。但是，这个知识来得太晚了吗？

　　

　　我从这里该去向何处？人们建议了许多我能够迈出的步伐。我可以雇佣妓女，登交友广告，或者报名参加约会服务。这些没有一个引起我的兴趣。雇佣妓女意味着我不能全身心地被爱，只能是身体或者心灵。我会被当作一具需要某种客观的、专业化服务的肉体——这些我从护士和随护那里一直都有得到，虽然形式有所不同。只为了性而性，对我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似乎就是丢失了意义的仪式。

　　

　　说到交友和约会服务，当然，我想与人们相见，但是我能写哪一种广告？

　　

　　男性，重度残障，41岁，

　　

　　生活在人工呼吸器里，

　　

　　一周只能从里边出来两次，

　　

　　寻求……

　　

　　问题来了——我寻求什么？我不知道。喜欢我爱、我的某个人，承诺保护我、不让我憎恨自己的人？一个多用途的情人—妈咪—随护，照顾我所有身体和情感的需要？一个叫做“漂亮救世主”的朋友（一种如此完美的存在，她能从强加于我和我强加于自己的恐惧中拯救我）？为什么庸人自扰？我问自己。我不再这样了。再也不这样了。

　　

　　这让我回到了见谢尔丽之前的状态。我已经见了几位与翠西一样美妙的女人，但是她们对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浪漫的兴趣。对于追求女性似乎注定结果的事情，我感到没有激情。我对爱和被爱的渴望与我的孤独形影不离，还要加上我对摆脱它的恐惧。这是双重的恐惧。我害怕除了拒绝之外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也害怕被接纳和被爱。因为，如果后来发生了，我会一直诅咒我自己，诅咒我浪费了生命。

　　

　　本人看完影片《亲密治疗》后，发现作者的这篇文章，后又欣喜发现译言网已有译文，联系译者龙亭方后，做了些许修订，在此贴出译文，供大家阅读、学习，深表感谢！

　　

　　(作者：马克.奥布莱恩（ Mark O'Brien） 译者：龙亭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