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人的青春期
——景颇族个案与分析*
内容摘要：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推进，景颇族遭遇了现代文化的冲击，青春期的问题日益突出。以一个村为例，根据田野调查，景颇族青春期存在如下严重问题：辍学失学严重、毒品泛滥、婚前性开放、多性伴与艾滋病易感性、闲暇生活的张力、盲目崇拜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丢失、外出打工与高危行为等。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张力是产生景颇族青春期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着眼于不同文明模式的青春期，提出青春期的另一种类别，以期对米德的理论做出补充，并倡议学界加强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研究。
关 键 词：文化断裂 青春期 景颇族
一、多元文化视野与青春期
长久以来，青春期不再只是一个时期，而成为了一种问题。在现代社会里，青春期是一个隐含着叛逆、苦闷、烦恼、选择的词。人们普遍认为青春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这一时期，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青少年开始对自己和世界的全新接触和了解，总是使自己惶恐不安、困惑不解。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如此，在东方及南半球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亦如此；在现代化程度高的都市如此，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亦如此。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用自己到南太平洋岛屿对处于原始文化模式的萨摩亚人的亲身调查，写出了《萨摩亚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根据她的研究，“青春期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于文化条件” [1]（p185） “由于存在着这些文化态度,青春期现在已经不被看成是一个生理变化的时期(因为我们知道,生理上的青春期是勿需产生冲突的),而被看成是思想及感情成熟的起点；因此，青春期势必充满着冲突的困窘。……这种紧张存在于我们的文明本身” [1]（p186）。虽然米德的结论在德里克·弗里曼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萨摩亚的成年》一书“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学神话，是人类学中臆造的故事，与萨摩亚的人种史和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2]（p96）。但这不过是强调了生物性与文化的共谋，而不是完全否定文化对青春期的影响。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除了由于生物性因素的一致性导致的人类青春期的共性之外，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青春期体验。原始文化不会产生青春期问题，因为原始的生产方式下，成人可以带领青少年进入到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这是一个逐渐学习的缓慢过程，因而不会产生巨大的冲突；但是现代文化会产生青春期问题，因为现代社会里青少年无法直接进入社会，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当打着现代化旗号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的边边角角时，青春期的问题也被带到了这些原本安宁的角落。
笔者的调查对象——景颇族，原本过着自由的狩猎采集生活，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如今他们处于现代化与“原始”的交界处。景颇族青少年正遭遇由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而引来的和父辈祖先完全不同的青春期。笔者2005年8月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赛撒村（注：村名为假名）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住在景颇人家里，与当地景颇年轻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景颇族是一个勇敢豪迈的民族。据历史传说和汉文记载，景颇族先民最早居住于康藏高原南部名为穆珠新亚崩的山区，以游牧为生，其祖先应与氐羌有关，约自唐代始沿横断山脉南迁。目前，在缅甸，她是缅甸北部克钦邦的主体民族。在我国，景颇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陇川、盈江和梁河等县山区，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临沧地区以及思茅地区有少数景颇族散居。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景颇族人口数为13.2143万。景颇族分为：“景颇”、“载瓦”、“龙峨”、“腊期”、“布拉”等五个分支。景颇族跨境而居，两国的景颇人有很强的血缘关系，出入境十分频繁。传统的景颇人以狩猎采集和原始的刀耕火种为生。男子喜狩猎，佩长刀，挎猎枪，日出夜伏捕捉野兽。现在虽然开始学习耕种水田和土地，但由于生产技术不高以及固有文化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仍然过着原始与小农经济结合的生活。赛撒村是一个纯景颇族村寨。该村共辖9个村民小组。2001年末有农户300户，总人口1390人，女690人。全村经济总收入141.13万元，人均纯收入610元，粮食总产量433吨，人均粮食310公斤，全村共有耕地面积2646亩，其中水田1110亩，甘蔗总面积2226亩。近年来，该地区也种麻竹作为经济作物。当地有完小一所，教师9人（男4人，女5人），学生134人。
二、赛撒村青春期问题
青春期本身的生理心理特点加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张力，使得景颇族的青春期问题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辍学失学严重
学校教育是国家的政策。在国家体制下的学校，成为景颇族青少年接受现代科学知识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摇篮。通过学校教育，景颇族的青少年学会一些汉语方言或者普通话，成为青少年外出打工的思想、语言和知识的准备。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的国策，但是在实际的推行中，还没有达到。尤其是在教学条件和师资条件都很差的云南省的边境小村庄。笔者调查点所在的乡共有8所小学，其中6所完小，包括半寄宿制学校2所，另有教学点2个；有40个教学班，其中学前班2个；在校学生957人。全乡有教职工82人，其中在编在岗教师63人，在岗教师中，少数民族教师16人，女教师28人，高级教师23人，一级教师27人，获得大专学历的有7人。该乡的小学入学率为99％，巩固率为90％以上，绝大多数儿童都能上完小学。但是初中入学率较低，毕业率就更低，只有少数的学生能够读到初中毕业。该乡辖区内有一个县属的职业中学，初中阶段在校生571人。在少数考上职中的学生中，多半在初二、初三时辍学，乡教育局的负责人指出：初中辍学率高达80％。很多受访的青年也证实，多数孩子怀着对中学的美好憧憬去上职中，初一时还有兴趣学习。在和从城里来的学生的交往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成绩无法提高，和一些不良的伙伴在一起玩，逐渐厌学，成绩下降，辍学。读中学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在离该乡约5公里之外的城子镇的陇川县二中。在这里，乡里的学生和城里的学生一比起来，学习不好，也很“土”。他们受城市学生的影响，开始接触“现代”的东西，男孩子沉迷于电脑游戏，或者一起尝试毒品，女孩子则开始学习穿戴打扮。所谓的现代化物质观念对他们的熏陶使他们不再喜欢呆在学校，而更向往外面的生活，大量的学生辍学。由于多数青少年的失学辍学，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更进一步使得他们无法到“外面的世界”取得正常和适合的职业，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同伴交往与毒品泛滥
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明显地形成同龄群体。“有时人们把青春期和临近青春期的时候称为‘帮派年龄’。这个帮派达到了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组织的大多数标准。”[3]( P230)景颇族的同龄交往表现得十分明显。景颇人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着同龄群体共同交往、一起行动、一起分享的习惯。他们同一岁或相差一两岁的人一起玩、一起劳动、一起“串姑娘”*、一起在树林里抽烟喝酒。同龄群体的共同成长赋予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同龄群体也是景颇人社会化的载体。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一起有不同的事情做。14岁以下的群体多半是玩耍、娱乐，做简单的劳动，14岁以上的生活就开始丰富起来，喝小酒、“串姑娘”或是一起尝试新鲜刺激的事物，比如去城里玩电子游戏、蹦迪甚至吸食毒品。以前，在景颇族毒品知识欠缺的时候，人们把毒品当成一种珍贵的神奇物品，只和最好的朋友最尊贵的客人分享。云南边境靠近著名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获取毒品方便，毒品价格相对便宜(最便宜的5元就可以吸一次)，因而吸毒人群众多。青少年群体中也有不少人吸毒。同龄群体的交往使得某一群体中的个人要通过与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性从而获得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身份，不吸毒的伙伴将承受巨大的同伴群体压力甚至会被孤立。为了和大家一样，最终多数青少年都步入吸毒人员的行列。这就是目前景颇族地区吸毒人员低龄化的表现之一。大量的青少年开始吸毒，已经严重威胁到景颇族的未来和社会发展。当吸毒成瘾，每天投入到毒品中的钱增多，青少年没有足够的钱供他们吸毒，最终多半都会采取注射吸毒。由于获得清洁针具困难，缺乏安全意识，以及原有的分享观念，共用针具成为多数吸毒者的必然选择，艾滋病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和生命。
婚前性自由、多性伴与艾滋病
景颇族仍然保持着“串姑娘”的习俗，年轻男女婚前对性比较开放，享受婚前性行为自由。男孩子多在15岁时有第一次性经历，而女孩子一般会再小一两岁。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通常18、19岁的男孩子就已经与5至20多个女孩发生过性关系，个别的甚至更多。男孩子以性伴多为骄傲，这表明他很有魅力。婚后女性必须保持忠贞，但是男性却依然比较自由。景颇族当地有种说法：“女孩子是大家的，老婆是自己的”。如果在以前，社区里没有艾滋病等一系列性病，多性伴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但是随着社区的开放，许多从外面打工回来的男女带回来艾滋病以及一些性病，这种多性伴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十分危险。再加上他们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习惯和条件（安全套在景颇族的历史上从没有过；在景颇族的性关系中，男性处于绝对的主导方，他们不喜欢也不习惯使用安全套；婚前的性关系多半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没有条件及时拿到安全套；买安全套比较麻烦又需要钱，当地计划生育委员会免费发放过安全套，但是只针对已婚夫妇，不对未婚男女），很容易传染艾滋病和其他性病。当地已经成为了艾滋病的高发地区，这使得青少年的性行为不再只是个人的快乐，而是关系到整个地区的健康安全。
闲暇生活的张力
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使景颇人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即使现在已经向农耕方式转化，他们的闲暇时间较其他民族仍然很长。在传统的景颇族社区，青少年闲暇时就在社区内游戏、闲聊或者上山野炊、夜晚到“公房”*唱歌聊天。近些年，由于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景颇族青年的闲暇生活也开始有了城市的新元素：上网、玩电子游戏、唱卡拉OK、看录像。这些新奇的东西无疑使他们与城市文明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对精力旺盛却又被学历教育抛弃的青少年来说，闲暇变成了一种毒药。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又不甘愿过农民的日子，显得无所事事；他们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家庭责任，可以随心所欲。处于闲暇状态中的青少年, 通常正是贩毒者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人瞄准的目标。景颇族青少年的闲暇生活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方面，闲暇时间富有与闲暇生活内容贫乏。他们的汉语及汉文知识非常有限，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认识、分辨城市文化。调侃文学、武打暴力、色情传奇等低级庸俗的文化使他们从城市里接触到最多的东西。另一方面，闲暇活动中的娱乐型、享受型多于学习型、创造型。多数景颇青年在城市里进的是卡拉OK厅、迪厅、游戏机房，以追求轻松刺激的低格调娱乐，没有在闲暇时学习到更有用的东西。就拿上网来说，多数的景颇青年只会上网玩CS或其他较简单的游戏，有一点汉语拼音知识的可能还能聊一下QQ，其他的方面基本不会涉足。新的城市里的休闲方式并没有改变景颇青少年的闲暇生活质量。
盲目崇拜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丢失
随着社会的开放，电视机、VCD机进入村寨，景颇族青少年的世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村子里开始整天都响着汉语的流行音乐。他们用不熟练的汉语唱“两只蝴蝶”，甚至用粤语唱着“真的爱你”。他们认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世界的都是好的。他们不再愿意穿传统的景颇筒裙，而钟情于牛仔裤；那些曾经流传上百年的古老景颇情歌敌不过一两首汉族的通俗歌曲。城市文化对传统文化是挑战性的。它作为一种新鲜的事物赢得了文化传承者——年轻人。作为单个的景颇青年，是要自己的文化还是要更“好”的生活？没有任何机制对他们的选择做出调节。他们更向往城市的生活和文化，觉得那是时髦的、有面子的、先进的；然而他们又无法真正的成为城市人，于是拥有城市人拥有的东西也是值得炫耀的。坚持自己民族的东西被认为是土的落后的没有出息的。
“相关研究已经证明，目前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暴力亚文化与色情亚文化。”“虽然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并非单一因素决定，但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与之有重要的相关性。”[4]( P268)景颇族地区的男孩子表现的尤为突出。一部香港片“古惑仔”成为当地年轻人的偶像。多数男孩子的屋子里都挂着古惑仔的剧照，古惑仔中刀枪斗争的黑社会生活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甚至集结在一起，分配角色，模仿剧情，演绎于现实生活中。现代文化中糟粕的不良的文化扩散到他们那里，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却得不到现代文化的精髓，这使他们精神尤为空虚，生存的无意义感很重。
外出打工与危险
根据当地人提供的资料，在外打工的青少年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在附近县、市及缅甸小城迈扎央的景颇族餐馆和商店做小工，做一些体力活或者是服务性的工作。第二类是给有钱的大老板做保镖。景颇男子多半身体矫健，尚武。景颇山寨在中缅边境上，一些国内的和国外的大老板就雇他们做保镖或打手。这些男孩子终日跟着老板，身上配有刀具，有时还会配带枪支，他们的老板多半做的都是黑道生意：贩毒或者军火。被雇来的保镖的日常工作就是打架，他们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虽然收入较高，但时常有伤残甚至生命危险。第三类是性工作者。出外打工的女孩子多属于这一类。她们在云南省的大理、下关、丽江地区以乃迈扎央的红灯区工作。景颇族女孩子由于文化水平低，也没有特别的技能，很难在外找到正常的工作，唯一的本钱就是自己的身体；而从事性工作赚钱相对容易和相对多。通常的情况是先有几个姑娘在外面赚到了钱，回到家后，她们把自己的姐妹和伙伴们也带出去。有一个寨子，整个村的女孩就这样互相联系，绝大多数出去做了性工作者，只剩下五个女孩还留在村子里。因为能给家庭带来收入，而且外出经历能提供见世面的机会，外出的姑娘回到社区基本上不受歧视。过节回家时伙伴一样找她们玩，也一样的有小伙子愿意娶她们做妻子。由于从事的工作较特殊，她们易于感染艾滋病和其他性病，婚后又极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丈夫和未来的孩子。
三、原因分析与讨论
景颇族人的青春期，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变化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摩擦以及各种文明模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信仰和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凸显出来，并有逐步加剧之势。西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畅行无阻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造成猛烈冲击，引发了二者之间的对抗。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与此对应，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伊德炮制出了“东方主义”。当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这两种理论都作了批判，认为这两种理论都片面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将二者视为水火不相容。他主张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类型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来增进彼此的互相信任和友好相处，从而促进他们的和谐共存，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性。[5]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的改革以及市场的介入，使景颇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经济行为从来就不会单纯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与经济行为主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有紧密、内在的联系。全球化之下，被迫卷入其中的景颇族，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被放到“现代化”的天平上衡量，贬低。作为文化传承的青少年，他们对传统的接受仍处于耳濡目染的阶段，父辈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浅浅的传统烙印。同时，“外面的世界”也让他们看得眼花缭乱。这两种如此异质的文化同时作用于他们还没有成熟的心灵之上。这种矛盾和挣扎，远远超出他们可以承受之重。景颇族文化和全球化的矛盾集结于此，最终导致了景颇青少年的青春期问题和其他问题一起爆发，并出现比城市中的青春期更复杂的情况。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使他们极力想要洗净自己身上的乡村气息，渴望融入现代化的主流中去。然而，他们对现代生活方式只是一知半解。他们无法真正地成为城里人。骨子里的传统限制了他们的现代化，表面上了解的现代化剥掉了传统的保护膜。他们拼命地放弃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但现代生活方式并没有接纳他们，于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真空。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卷入以身体去获取金钱和物质的形式（吸毒、贩毒、卖淫），最终变得更加一无所有。
景颇人的青春期问题决非特例，世界上仍有很多民族（族群）的人，正在经历着这种创痛。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当前人类的青春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现代文明里的青春期，叛逆、苦闷、紧张，父母、教师甚至整个社会都为此忧心忡忡。众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关注于此，以寻求解决之道。第二类是所谓的原始文明的青春期。就像《萨摩亚人的成年》里描述的那样，基于他们的文化，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安宁、平和，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生阶段更叛逆更紧张。由于人类学者及其他关注文化的学者，对“他者”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通过研究这些荒岛或雨林中的原始居民来构建自己的历史，反观自己的文化，众多研究者长期以来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地执著于那些“原住民”或者“原始人”。第三类是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交界点的民族的青春期（比如景颇族）。他们不远也不近，原始民族从草莽中走出来遭遇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波。他们是尴尬而又奇特的“他者”。他们一边狩猎采集一边学习耕种土地，他们开着录音机跳最古老的传统舞蹈，穿着牛仔裤却仍说着自己民族的语言。这样的青春期，不可能再完全安宁、平和了。那能使原始人安宁平和的文化正在被吞噬和瓦解。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叛逆和苦闷，让他们叛逆和苦闷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在传统和现代交界的地方，在现代文明的边缘，在“原始”文明的末路，他们掉入了深深的裂缝。他们的青春期显得更加复杂，像艳丽的罂粟花，美丽而危险。但是目前这个问题既不受研究青少年的学者关注，也不受研究异文化的学者关注。在国内，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学者几乎没有。研究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人员共用针具注射吸毒。而艾滋病与吸毒人员主要分布在贫困落后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另外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吸毒人群正在呈低龄化趋势发展。少数民族的青少年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这已经不再只是某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存问题和青春期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健康与发展。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研究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