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58岁的临床心理学家何友晖（David Ho)在听巴赫的音乐时产生了一种非比寻常的体验。他说：“开始时，我随着音乐移动，假装是自己在指挥。逐渐，我觉得自己正在创造这首曲子，这种感觉就像是灵魂出窍。随着我的思绪飞跃而出，无数的画面像大雨倾盆洒下。我看到了无数的美好画面，包括人们的笑脸，生机勃勃的世界和浩瀚的宇宙。我感觉自己不被约束，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从未有过的自由。”
这次经历正是何友晖出现躁狂症的起点。在他的描述中，创造力就像出现了惊人的爆发，但这对应着躁狂症中的自大、过度健谈、思维跳跃、睡眠需求减少、激进、鲁莽和妄想等诸多特质。在躁狂症中，有些症状只会影响日常生活，但还有些症状却需要住院治疗。
在精神病领域，躁狂症不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它还被称为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的“正极”。对大多数躁狂症患者来说，这种病症还伴随着“负极”—抑郁症。与抑郁症不同，单相躁狂症总是与双相障碍捆绑。但令人惊讶的是，何友晖从1997年开始，陆续有过20次躁狂经历，但未有过抑郁经历。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宣称自己也是如此。
大多数精神病学家认同单相躁狂症，但争论存在于单相狂躁症是否重要到需要单独诊断，核心争论更是上升为对精神疾病的定义能否在多种范围内适用。部分研究表明，如果诊断不够充分，可能无法准确把握病人的病情。
例如，单项躁狂症患者会对一些治疗手段产生明显不同的反应。如果单相躁狂症受控于不同的底层生理机制，进行重新分类无疑会推动更有效的个性化治疗的出现。但由于单相躁狂症的病例远远低于双相障碍，研究结果往往并不准确。作为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和病人，何友晖的经历无疑升级了这场争论。2016年，何友晖教授在《精神病》(Psychosis)上发表了一篇对自身躁狂症的研究报告，他利用专业的方式来记录躁狂症发作时的症状，包括记忆突增、共鸣增强和一些精神上的体验。
他还在报告中提到了自己遭受的困扰，包括严重的疲劳感、困惑以及给朋友和同事带来的担忧。报告还提到，在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大哭起来，但他接受过的专业训练能帮助他克服冲动和妄想。同时他坚称，总体上他的“疯狂”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收获”远大于精神上受到的损害。何友晖说：“我意识到，我的症状可能不是典型的双相障碍。准确来说，这些事实足以冲击现行的精神病学体系，目前的体系完全忽略了精神混乱带来的正面价值。”19世纪，法国精神病学家让·皮埃尔·法雷特（Jean-Pierre Falret)首次提出了双相情感障碍的概念。由于这种疾病会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出现高昂和压抑两种心理状态，法雷特也将它称为“循环性精神疾病”（folie circulair)。直到在21世纪初，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说，这个概念才成为了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原则。
在那个时期，精神病学主要分为应激性（外界环境导致）和内源性两种精神疾病。克雷佩林将所有内源性的精神疾病划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原发性痴呆症（即现在的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双相障碍）。内源性抑郁症被归于躁郁症的范畴。当时，研究人员认为躁狂症不是由外界环境导致，便将其也划分为躁郁症。著名的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认为躁狂症与神经高度活跃有关，而在抑郁症中，神经活动会明显减少。但克雷佩林的观点在当时占据主流，演化成了精神疾病的诊断体系。
1966年，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朱尔斯.昂斯特（Jules Angst)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卡洛.佩里斯（Carlo Perris),分别对300位患有双相障碍或抑郁症的患者及其近亲（总人数超过2000位）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与抑郁症患者相比，双相障碍患者的近亲中有更多人出现精神混乱，而这个发现并未出现在抑郁症患者中。基于这个发现，昂斯特和佩里斯认为，抑郁症在遗传机制上与双相障碍并不相同。
随后，在1980年第三次修订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SM)中，抑郁症从双相障碍中被区分出来。但昂斯特和佩里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抑郁症，并未涉及过躁狂症。昂斯特表示：“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躁狂症案例，无法进行合理的分析。”
双相障碍在临床表现上具有多样性，体现在患者的抑郁和躁狂程度并不相同，发作时间无法预测，有时两种极端情绪还会混合出现。正如一些心理学家表示的，精神混乱包括了从抑郁症到双相障碍，再到躁狂症这个大的范围，是否需要对单相躁狂症单独诊断还未可知。
文章摘选自《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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