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性教育：《易经》、房中术与春宫画
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都存在生殖崇拜，在我国很多现存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中都有大量象征男根、女阴以及描绘男女交媾的图像，以至于季羡林先生在为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作序时，也不免发出疑问：“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
关于原始社会的性教育，我们已很难找到完整可考的文献资料，但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以及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原始社会的性教育主要是通过生产生活中各种集体活动和仪式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是表达对性与生殖的礼赞、敬畏、崇拜和禁忌。
先秦文献中就已有不少关于性的记载，其中《易经》可以算是中国人性观念的奠基之作，不仅有“一阴一阳，生生化化”之道，还有很多对性交和生殖的具体描写。潘光旦先生曾在《性心理学》一书译序中指出：“有人说《易经》的咸卦是中国最古老的描写性交的文字。”房中术的形式不仅限于文字，图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图画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一对新人根据图画的指引在新婚之夜行“周公之礼”。汉代张衡的《同声歌》中就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两句，其中的“素女”指《素女经》等房中术，而“图”指的则是新娘嫁妆里的春宫画。“嫁妆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性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育信仰》一书作者宋兆麟曾到山东潍坊采访过世代从事“嫁妆画”制作的杨氏后裔杨洛书老人，得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嫁妆画”在民间依然十分常见。
中国古代的性教育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出生开始的性别教育，主要体现在对男女交往（特别是性交往）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性别等级和角色的教化；二是通过各种房中术和春宫画，对已婚夫妇进行性教育。荷兰学者高罗佩对汉代以来的房中术进行了考察：两汉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严肃医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是猥亵之行，《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就记载了“房中八家”；在之后的六朝时期，道家行房益寿、御女登仙之说盛行，更是人人颂习，不以为讳；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密宗的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的合气成仙之说相互融合，也催生了大量关于房中术的著述。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禁欲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逐渐占了上风，私生活变得遮遮掩掩、壁垒森严，房中术也被视为隐晦龌龊之道；另一方面，民间娼妓和色情文学盛行，人们对性的态度逐渐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分裂状况。
民国性教育繁荣：鲁迅曾是最早的性教育讲师之一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曾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在关于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提倡多妻，另一极则是禁欲的礼教——“性张力”正形成于这两极的共同作用之下。这种性张力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强，直到清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时期的性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了新的两极之中，即西学与中学、现代与传统、科学精神与人伦道德的两极。范皕海在1923年的《青年杂志》上撰文表示，“解放是不能不解放了，一方解放，一方仍要保持两性的贞洁，这是性教育最大的重担。”可谓一语道破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困境。
从清末开始，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重新阐释儒家学说，就对保守禁欲的性观念提出了批判。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均肯定了性欲的正当性，强调性交在繁衍目的之外的愉悦和乐趣，反对对性的污名。谭嗣同还在《仁学》中明确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性教育主张，认为在中医以“精气说”为核心的身体观基础上，应该辅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还要绘图列说、制作可拆卸的人偶道具，“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之皆悉其所以然”。彼时正值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一些性学书籍也被译介到中国，从而逐渐取代了房中术，在性科普读物中占据了主流。
第一个专门撰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教育家陆费逵。他于1910和1911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男女共学问题》和《色欲与教育》两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应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主张。此后十几年间，《教育杂志》刊发了多篇讨论性教育的文章，包括1923年的性教育专号。1920年《教育杂志》还连载了潘公展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文章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教授撰写的《性教育》一书的观点，这篇文章对我国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性教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短暂繁荣。
在性教育正式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之前，清末学堂和教会学校中就小范围地开设了全体学、生理学、卫生学之类的课程。鲁迅就是近代中国最早走上学校讲台的性教育实践者之一。1909年（宣统元年）8月，29岁的鲁迅从日本归国，经好友徐寿裳介绍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担任优级的生理学和初级的化学教员。在此期间，鲁迅亲自编写了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其中包括关于生殖系统的知识。在上生殖系统这节课之前，鲁迅只对学生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鲁迅的同乡、文学家夏丐尊后来回忆道：“鲁迅对我们说，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
鲁迅不但在课堂上教授性知识，也同样重视对自己孩子的性教育。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一文中写道：“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为平凡的，就是绝没有神秘性。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偶有疑问，随时解答。”鲁迅曾在《坚壁清野主义》一文中公开呼吁：“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他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也积极参与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和实践，周氏三兄弟和张竟生、潘光旦一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先驱。性教育正式被列入学校教育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卫生部颁布了《学校卫生实施方案》（后更名为《卫生教育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性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来设置，其教学内容要在学校实施。1929年至1948年间，教育主管部门又多次颁布并修订初中、高中及师范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标准，现存的民国生理卫生教材中将性教育内容编入其中的就有22本之多，课程标准和教材体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夜性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实施已呈现出“制度化”和“规模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