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普勒
当时我在巴黎的地铁上，准备去圣拉扎尔车站回老家，我所在的那节地铁车厢十分拥挤。车厢里的人实在太多了。空气有些混浊，我想快些下车。忽然，我感到天旋地转，头晕得厉害，胸口也闷得喘不过气来，呼吸困难，双手不停地发抖，全身都不听使唤了……我害怕起来，我抓住了一名战友的胳膊，抓得很紧。他转过身来，一脸吃惊地看着我。我就这样抓着他，直到看见地铁站台上“圣拉扎尔站”的牌子才松手…车门打开，我的不适症状马上消失了…
正是参军这一年，我开始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我也想搞清楚我在巴黎地铁那次遭遇的原因。后来我得知我的病叫“幽闭恐惧症”。我重拾当年让我着迷的弗洛伊德著作。我以为我找到了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于是情况就好转了。
我就这样生活了几年，不再操心自己的幽闭恐惧症，感觉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家乡没有地铁，我也几乎不用乘火车，更不用乘飞机。很明显，我的病好转了。我成了一名特教老师，同时也在卡昂大学进修着心理学。后来，我发现了大学课上的理论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并开始怀疑那些精神分析的假说。
我反对弗洛伊德
我还发现，那些被送到我们少教中心的少年累犯的日常表现.同我所学到的心理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辞职了，决定去接触一些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读到了啊尔伯特的著作。他是认知理论的先驱，我决定去他在纽约的研究所进修。
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必须要面对乘飞机的挑战。这次飞行途中，我又一次出现惊恐发作，其强度不亚于巴黎地铁中的那一次。我稍好一些的时候，旁边的旅客和我攀谈起来。我跟他讲了自己该死的幽闭恐惧症，但我没敢告诉他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也没敢说我想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因为我实在羞愧难当。
我不是“正常人”
我在阿尔伯特的RET（合理情绪疗法）研究所进行入学注册时，特别强调了我想租住在楼层低矮的建筑里。他们在65号大街附近给我找了一个房间，在四楼。这样，我在纽约的生活可以不用乘电梯。
建筑的前厅很大，我看到了殖民时期风格的楼梯。正要走过去的时候，女房东对我说：“那个楼梯是私人的，你得乘咱们的小电梯，直达四楼。”我走进电梯，按了楼层键：这是一架货梯，运行时只有我面前的一堵水泥墙在缓慢地移动：我感觉自己被关了起来,而且电梯里十分阴暗，阳光透不进来，我就在这种令人焦虑的环境下煎熬着，直达四楼。我几乎要惊恐发作，可奇迹发生了，我竟然活着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决定在第二天埃利斯主持的指导会议上讲讲这件事，因为我想一次性彻底解决我的问题。
这次指导会议有十来人参加，七十岁的埃利斯坐在他的摇椅里，听着每一名心理医生在所有人面前讲述自己的心理问题。唉，这种练习特别能引起我的焦虑情绪，让我一下子惊恐起来。我当时想找个借口溜走，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时差还没倒过来，或者我的英语会让他们失望。大家笑了，跟我开起了玩笑。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个人不能同时产生两种情绪，我只是马上感到一种不快，而这种感觉似乎驱除了我很大一部分焦虑情绪，使我有了阐述自己心理问题的勇气…总之吧，我第一次谈起了我的幽闭恐惧症及律师家的电梯，不过声音仍然有些发颤。
埃利斯问到：“你在谈论自己问题时有些不太自在…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心理医生，能治疗病人，却治不了自己的幽闭恐惧症 ，这简直是太愚蠢了…”
“因为你觉得一个心理医生本身应该没有心理问题才对？”
“一般来说，治疗病人之前，应该先把自己的心理问题解决掉吧？”
“那么依你看，心理医生’应该’没有心理问题喽！亲爱的各位同行，我们这位法国朋友刚刚告诉我们，他们国家的心理医生’应该’是百毒不侵的，你们觉得合理吗？”
“百毒不侵…”我整晚都在思考这个词。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向自己灌输这样一种认识：“我不能表现出任何软肋 因为我是一名心理学家，是一名心理医生…”接下来我明白了，是我的极端思想使我至今没有勇气谈论自己的幽闭恐惧症，我总是强迫自己独立解决问题。我也因为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产生一种负罪感，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中放大了自己的问题。想要对此进行治疗，第一步便是接受自己和自己的缺点，第二步则是改掉自己总是追求“被人赞赏和承认”的毛病。
正视恐惧
我明白了那些“自我打击”的念头对情绪的冲击，于是在日后的教学过程还会我总会与所有的同事讨论我的幽闭恐惧症。“不要忘记，只有将自己逐渐暴露在那些能引起恐慌的情景下，才能最终治好自己的心理疾病…”米什勒这样对我说。因此我决定和他一起坐地铁去他家。然而一到站台上，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紧跑回地面去吸一大口新鲜空气。
焦虑情绪增长得很快，我无法集中精力回想我学过的知识。我告诉自己 米什勒正在看我惊恐发作呢，这看上去一点也不可笑，可是没用。我的焦虑即将爆发…他看出我不太舒服，我决定下一站就下车…终于得救了。
我们在出租车上坐定后，他对我说，惊恐的感觉会从四面八方侵袭，你首先应该学会的是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呼吸。
我还学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我的恐惧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治愈的。
安定片之旅
一年以后，我要回埃利斯研究所参加底二期资格培训。又要坐飞机这个念头在我出发前几周就开始让我心神不宁，我越焦虑，越不敢想象去坐飞机。于是我鼓起勇气找到我的医生，让他给我一些能让我安心上飞机的东西。于是他给我开了安定片…
一天晚上，一个朋友请我去餐厅吃饭，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当我来到他等我的那座大楼门前时，看着去餐厅要经过那么多楼层，我又不安起来。他出来接我，热情地说：“在顶层，这是一家全景餐厅，是俯瞰曼哈顿的绝佳位置。”说着就拉我进了电梯。我刚刚看到电梯里的按钮键盘，门就关上了。电梯只有两个按钮，底层和43层，中间什么也没有。我的惊恐迅速爆发，我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我转过身去，发现是一部观光电梯…“为了美妙的风景，忍一忍吧。”“对于我这么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来说可是难上加难啊。”我的不适感逐渐消失 我勉强撑到餐厅那层，冲进用餐室，立刻点了一杯玛格丽特。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杯后，我有了重新进入电梯的勇气。我的朋友发现我竟然是一脸愉悦的样子。看来和安定药一样，酒精对我也有好处。在第二期培训期间，我研究了焦虑者体内的“化学物质” 明白了很多事情…
失调的化学物质
我很快了解到，是我体内的一种化学物质的缺失使我产生了焦虑情绪。我的新陈代谢过度敏感，我在大部分时间处于“警觉过度”状态。面对生活中真正的危险或我认为的危险的刺激使，我会产生过激反应。我不能再拿埃利斯研究所里医生的建议不当回事了：我要接受这种可能是遗传过来的生理障碍，而且要不断地试着减轻这种无所不在的焦虑情绪；在最初阶段，我要逐渐将自己暴露于那些最让我恐惧的情景之中，并且此后一生都要如是面对。
最难做到的，大概也就是“接受”这一步了：当我处在那些被我下意识夸大的危险性情景中时，那种“化学物质”（血清素）是缺失的，那么我就要通过放弃逃避的想法来刺激这种物质的分泌。在大城市需要选择坐地铁还是打车出行时，我通常选择前者；同样，当我在家乡面临坐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两种选择时，我会强迫自己在高峰时段挤进有轨电车里。…
所谓经历幽闭恐惧症，就是要与强共存并接受它，以便更好地控制并战胜它。也正是这种和解的办法使我能够打破深深烙在头脑里的思维定式：“人生不应该有痛苦…挫折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东西…”每当我觉得很难克服自己焦虑时，每当我要面对恐惧时，我都会想起埃利斯那句话：“谁说人这一辈子只应享乐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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