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半，收到中岛的微信：老头子和新恋人去了冲绳，店里就剩下阿竹一个人。你有空的时候来看看吧，冷清了很多。和二丁目的其他店简直没法比。
我试着回想十年前第一次见到阿竹的情景，感觉像是站在屋里透过好久没擦的玻璃窗眺望雨天街对面的房子，细节斑驳不清。一方面是因为那天被朋友带去叫作“橄榄”的小酒馆时，我已经喝了相当量的酒。小酒馆里满是人，彼时还没有公共场所室内抽烟的限制，整间屋子笼罩在烟气和谈话的声浪中。让记忆模糊的另一层原因则是，我在这些年里每次来东京，都会到橄榄消磨时光，新的印象叠加在旧的之上，如同不断涂抹掩盖的画，渐渐辨认不清早先的草稿。
在日本，“居酒屋”和“スナック”（Snack bar）是截然不同的事物，橄榄属于后者。如果进行粗暴的分类，不妨称之为“日式酒吧”，店内提供调酒和四五样小菜，主要还是社交场所，兼有老板陪聊，独行的客人也不会无聊。这一类的店大多由上点年纪的女人打理，客人称其为“妈妈”。听起来如同风月场所，其实妈妈们颇有点居委会大婶的热心和照顾劲儿。
橄榄又有些不同，因为开在二丁目。
老板虽然是一对同志，客户们却有九成是直人，且多为媒体人士。据说契机是在刚开业那会儿有几个杂志编辑约在这里喝酒。阿竹彼时不过三十五六，偶尔心血来潮换上女装和服扮成传统妈妈桑，挺拔身形搭配分明的五官，艳丽又凛然。他素来机敏，和不同的客人都有话可聊，偶尔调戏一下客人，更多是逗趣，不让人感觉狎昵。编辑们很快成了阿竹的拥趸，各自呼朋唤友前来，数年之间，橄榄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东京的杂志编辑，至少得去过一次橄榄，要是连橄榄的阿竹都不知道，那你多半也在业界干不长。
对橄榄以及阿竹的印象，从来和“冷清”二字无缘。我觉得中岛有点夸张。
老头子饭田，也就是阿竹的恋人，实质上的店主，一般在吧台后面默默洗杯子和做小菜，新来的客人往往误以为他是雇佣的小工。橄榄的“入场费”男客三千日元，女客两千，选一瓶基酒放在桌上，便宜的角瓶威士忌或金酒，客人自己倒酒，兑苏打水和冰块。如果客人喝得太多，阿竹会在入场费基础上加点钱，配酒小菜则需要另外点。就像日本大多数民生物价，我一年往橄榄跑两三回的这十年间，店里的消费没变过。
我以为老头子和阿竹的感情也会像橄榄的价格一样十年不变，看来还是太过幼稚。本来，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恒定的事物。
这次在东京是自费闲逛，所以我不像以往出差住在交通便利的赤坂一带，而是选了日本桥一家由宗教法人开设的酒店，每晚能便宜个一两千日元。除了酒店名称有些特殊，从前台礼仪到房间设施，看不出和其他商务酒店的区别。我原以为房间内至少会放一两本宗教小册子，却并没有，不由得略感失望。
中岛声称这几天是截稿地狱，不一定能出来碰面。我在推特上用日文发了一条“待会去橄榄”，指望着几个熟人会看到并响应。大家都忙，一个个问也麻烦，我们经常这么约。时光在日本友人们身上造成的变化并不剧烈，似乎和物价一样，此地有种恒久之态。十年里，被称作“TOTORO”的美嘉不仅没变瘦，体形似乎愈加庞大；佐佐木仍然留着他的小胡子，如今胡须的颜色不再纯粹，日语对此有个词形容，叫作“胡麻塩”（芝麻盐）。黑芝麻撒了盐。至于比我大一轮同样属狗的中岛，有几年不当编辑，据说写起了小说。至于小说究竟有没有写完，我们几个做朋友的怕触碰其自尊，默契地没问他。不过既然他重操旧业，看起来写小说未能成为一门生计。至于我自己，和中国大多数媒体从业者一样，正面遭受了时代的冲击。我在报社倒闭前主动辞职去了新媒体，现在靠采访日本艺术家们吃饭。新东家有两条主要产品线，一个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线上销售，另一个是日本各种犄角旮旯的高端定制游。老板宣称，我们创造的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梦想。公司总部在北京，我不习惯那里的风土，申请继续在上海上班。如今每个月除了至少跑一趟日本，也得去好几回北京。都已经是新媒体时代了，老板还是愿意支付出差费，让我滚过去面圣。时代要说有多少进步，大概只体现在去菜场不用带钱包这种小事上。
我乘丸之内线换银座线，从新宿三丁目站出来，先在附近找了家小馆子，独自喝了两合清酒，尽量消磨掉一个多小时，这才往位于二丁目的橄榄走。路边排着长队，我以为是什么网红餐厅，仔细一看，是邂逅咖啡馆。女客不用付钱，男客消费的同时可以和陌生女孩约会。真不知道这一类店的顾客究竟是冲着招牌的“恋爱”去的，还是纯粹约炮。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路边拉客的哥们多了若干非洲面孔，看着有点瘆人。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着中岛走在这条街上，他指给我看街角一家外形中规中矩的咖啡馆，说那里是黑道开会的所在。我尽量若无其事地张望，里面的客人是几个穿西装上班族模样的男人，和想象中的黑道差距有点大。如今那家店变成了小钢珠店，走过门口的瞬间，上百台机器的电子音构成的轰鸣扑面而来。
还记得那时中岛认真地对我说，这条街有很多gay bar，我要带你去的那家——老板虽然是——客人并不是。
我也认真地回答，我又不是出来艳遇的。
中岛对我的误解发生在邂逅之初。我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也就是中岛还在上海做日文资讯杂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从东京到上海旅游。中岛本着地主之谊请对方吃饭。饭毕，朋友要求去同志酒吧。那会儿智能手机尚未普及，中岛没带电脑无法上网，就打了个电话给在他们刊物实习过一段时间的我。苏桑，他在电话那头说，我的要求可能有点奇怪，请你不要介意。
听完他的解释，我说，我当是什么事呢，要找某种酒吧是吧。我带你们去。
带他们去的店一开始是清吧，十一点过后音乐风格截然一变，客人们开始跳舞，不妨说是群魔乱舞。我也挤到舞池中间去晃了一圈，沾了一身别人的汗味和香水味回来，中岛的朋友看我的眼神就有点不对。中岛像是为了制止他有进一步的想法，干巴巴地说，苏桑有男朋友的对吧，好像也是日本人？
小林明石不仅不是我的恋人，甚至都不是男性。她只是以男性的身份生活。还是称其为他比较恰当。过于纤细的五官加上他一贯的粉色湖蓝色叶绿色衬衫，小林的外形很容易让人误解成“女性化的男性”，说得不好听就是gay里gay气。中岛撞见我和小林在咖啡馆聊天那次，我们的谈话主题是一个我和小林都相熟的女孩。中岛的识别力和想象力只够他把我和小林凑作一堆。后来回想，难怪他当不成小说家。
我在酒吧里没有当场纠正中岛的谬误，只说，算不上男朋友吧。
他的朋友立即尖锐地问，那么是性伙伴？
我嗤笑出声。中岛看我的眼神夹杂着忧虑，那是他惯有的神态，使他比三十出头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一些。他的朋友碰了个软钉子，收敛起隐含欲望的目光。
结果中岛一直没能摆脱他擅自贴给我的身份标签。第一次走进位于地下一层的橄榄，他就向阿竹隆重介绍道，我这个朋友是上海人，和阿竹是一伙的。
阿竹那天没有穿女装，深蓝色和服短褂，光洁的脑门上横着一条卷成细条的蓝花布（鉢巻），像个日料店的大厨。我后来才知道他有类似cosplay的爱好，女装只是其中之一。有一回他裹着袍子扮成罗马人，凝神静立的时候竟然有着雕像般的质感。不过，阿竹不笑不说话也不动弹的瞬间，一向难以寻觅。
初见时听闻中岛那句“是一伙的”，阿竹对我露出一个略显夸张的热情笑容，伸手过来。我只能与其握手。阿竹的手比想象中坚硬和有力，几乎是个商务性的握手。
他用口音僵硬的中文说，你是同志？我也是。
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发不好“我”这个音。听上去就像嘴里含了一颗弹珠，让人心痒得恨不得将其抠出来。
我虚伪地夸奖道，中文很好啊。你去过中国？
旅游，三次。我是自学的。他停顿片刻又说，学了十八年。
我心想，十八年就这个程度，实在堪忧。不过能维持兴趣长达十八年，是个不厌旧的人吧。
中岛带着我在角落里找位子坐下，老头子很快把威士忌苏打水等端过来。漂亮的孩子啊。老头子说。中岛正色道，不许对他出手。老头子呵呵笑着走了。我低声问中岛，他们不是一对吗？中岛说，是啊，他们在一起很久了，不过正因为太久了，彼此都有另外的年轻情人。
我不由得回头看了眼阿竹。吧台上的射灯照着他的半边脸，另外半边隐在昏暗中。他和吧台边的客人说着什么，又因为更远处一桌人的某句大声问话笑起来。那笑容在半明半暗间显得意味深长。
我说，搞不懂成年人啊。
中岛愕然说，你都二十五了吧，难道不是成年人？
我纠正道，二十四。要我说多少次啊？咱们正好差一轮。
对那天的记忆几乎只到这里。似乎我和中岛说了很多的话，被陌生人请了酒，也请陌生人喝了酒。美嘉在即将进入第二天的时间来了，她一坐下，店内原本就逼仄的空间似乎被挤压到变形。声称有事赶不过来的佐佐木则在零点过半出现。作为迟到的道歉，他把几只看起来廉价的面包分给我们。那是面包店买的还是小钢珠店的奖品？依稀记得美嘉和中岛对此有过一番争论，我没听清正确答案。阿竹几次穿过狭窄的走道来到我们桌旁，聊几句又转身离去。其存在感在他走开后好几分钟仍悬在空气中。
走下带拐弯的十来级台阶，推开橄榄沉重的木门，里面一个客人都没有。经过空调过滤的空气仍带着点地下室的霉味。要在过去，店内总是弥漫着香烟、酒和人们身上的香水、摩丝构成的复杂气味。我压住愕然，往里走。
吧台里看不见人。直到我去到跟前，终于有个身影从吧台后面突兀地起身，他手里拿着个细长的东西，在射灯下一举。我本能地退了一步。看清那人的脸，我把憋住的半口气呼出来，说了声“晚上好”。
“早上好。”阿竹回答。他的这个习惯和中岛一样，不管时间，只要是当天第一次见面，都说早上好。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意识到，无论日语的口音如何经由努力从边边角角抹净，骨子里我仍是个外国人。
阿竹今天穿着白衬衫，腰间系了黑围裙，乍看像个咖啡师。他手上是瓷盘的碎片。对着光打量片刻，他叹了口气：“这套九谷烧只剩下最后一只，到今天全没了。人活着，就是看着喜欢的东西一点点变少和消失啊。”
我赶紧说：“小心扎了手。要我帮你打扫吗？”
阿竹莞尔一笑，“那怎么行。你是客人！”
“我叫什么？”
“讨厌，杰，以为我不认识你了吗？”
中岛他们都喊我“苏桑”。阿竹在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到这里时听说我的英文名叫“Jay”，从此改了口。他喜欢用昵称。他叫美嘉“TOTO”，连最后的“RO”也省了。佐佐木则是“毛利”，理由是留小胡子的他长得像《名侦探柯南》的毛利小五郎。中岛被省略了“中”，成了“SHIMA”（岛）。无论你在外部社会是杂志总编还是浪人般辗转接活儿的签约编辑，在橄榄，每个人都被剥离了伴随着姓名的形象，成了阿竹的玩伴、酒友和调侃对象。
我在上海同志酒吧漫游的那些日子，人们也叫我“杰”。橄榄的时光因此像是某种延伸。
我凝神打量阿竹片刻。他胖了些。大概是药物的作用。中岛说阿竹患上了阿兹海默症，老头子是因此才离开的。店铺和东京的公寓留给了阿竹，算是补偿。
就像当初不能理解老头子和阿竹松散却持续多年的伴侣关系，我也无法理解所谓的“补偿”。我没有把自己的感想说出口，而是问中岛，既然得了那个病，怎么继续开店啊？他说，吃药控制着吧，目前还能工作，不开店，阿竹也很无聊不是吗？
“你最近怎么样？”我朝言行暂时看不出隐疾的阿竹问道。
“正如所见。”他笑着叹了口气，先给我倒了杯水，从角落拿出扫帚开始扫地。瓷器碎片的敲击声在没有背景音乐的店堂里听着有些刺耳。水喝着不够冰，几乎是温吞的。如果是日本客人大概会介意，我反正无所谓。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店里有点脏。没有明显的积灰，只是一种感觉。仿佛有无数细小到看不见的灰尘粒子附着在吧台一侧胶木板上钉着的立拍得照片上，也落在阿竹身后酒柜的层架上。灰尘聚拢起缄默。过去存在于这间店里的嘈杂，那些你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和桌对面的人交谈的旧时光，就像肥皂泡般，被尖锐的静默一压就破了，连个湿印子也不留。
门响了一声。我几乎松了口气，回身望去。最好来个熟人。让我失望的是，那是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等对方走到吧台边我才发现，是个女人，而且不算太年轻，应该过了三十。因为瘦，远远看去给人以少年的错觉。六月末的东京忽冷忽热，她大概是怕冷的体质，在T恤外套了件连帽外套。
女人在和我隔一个位子的高脚凳坐下，对阿竹说了声“早上好”。看情形不是第一次来。阿竹把瓷片倒进垃圾桶，在吧台水槽里洗了手，给她端上一杯水。女人旁若无人地叹道，怎么没人啊。
“我不是人吗？”我忍不住说。
她这才看向我，眼角微微弯起来。“不好意思，我是指人太少了。”
“晚点慢慢会有人来的。最近就是这样。”阿竹幽幽地说。他看向女人，像是有些疑惑她为什么会在这里，顿了顿又说：“你是不是昨天也来过？”
“我昨天没来。前天和大前天来了。”
“哦。”阿竹显得漫不经心。从前他和客人之间的应对要机敏得多。我在旁边不禁暗自焦虑。
女人像主人般问我：“你喝什么？”
“威士忌加冰。”
“阿竹，给我们威士忌加冰。两杯。”
以前店里总是把整瓶威士忌搁在跟前让客人自己兑。这又是一个新变化。阿竹做的威士忌加冰喝起来淡而无味，我喝了一口就想，要是美嘉在这里，大概会直接喊阿竹拿瓶子过来加酒。我和戴棒球帽的女人都没有就此提出异议，默默喝着彼此的酒，阿竹在吧台里呆立片刻，忽然说：“要不要看我以前的照片？”
我看过不止一次了，不过还是说好。有点事做比喝闷酒强。阿竹从酒柜的最底下翻出两本影集，搁在我和女人之间的空桌面上。他没有从吧台里绕出来，有点费劲地在对面弯着腰，翻开从他的角度是逆向的影集。
“你看，这是我们有一年圣诞节，我穿了China dress（旗袍）……”
我有些恍惚。以前欣赏阿竹的旧照，都是混在一群酒客中间，隔着别人的肩膀看去，只能瞥见一角。此刻的情形犹如看话剧时坐在前排正中央，待遇不可谓不佳。只是，阿竹知不知道他给我看过好多次这本影集？而他过去一次次重复展示，难道在那时他就已经有阿兹海默的征兆？
女人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世界。“你穿西装很帅啊。”
阿竹笑道：“我以前是大公司老板的秘书。做了十年呢，直到在二丁目遇到那个人。”
这同样是听过许多遍的故事。毕业于法律系的阿竹位于白领金字塔靠近塔尖的位置，把白天的生活和夜晚的生活截然分开，公司里谁也不知道他的性取向。他提出辞职的时候向老板说明理由是“遇到了想要一起生活的男人”，一向公开表示憎恶同志的老板没有动怒，以少见的温和口吻说，如果不合适就回来上班。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我大概十岁多一点。那会儿没人把饭田称为“老头子”，毕竟俩人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阿竹三十多岁，饭田比他大六岁。他们共同生活之后开了橄榄，最初不在现在的位置，更靠近二丁目的中心区域，面积小得多。阿竹回忆起第一代橄榄的时光，总是说，那时候钱就像流水一样。流进来，很快又流出去。大家都在努力挣钱，使劲花钱。我们光是欧洲一年都要去好几回。
女人指着照片上年轻俊美的阿竹旁边的男子，问：“是他吗？”
我看出那不是饭田。大概是某个客人，一只手亲密地搭在阿竹的肩上。西装打扮的阿竹有点像年轻时候的白先勇，即便是闪光灯下失真的色调，也能看出他比照片里的另外几个男人白了好几个色度。饭田在照片的一角，只拍到半张脸。从我被中岛带到橄榄以来，老头子就一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角落人。
阿竹扫了一眼就说：“他不在照片上。”
我吃不准阿竹是没认出来还是故意说谎，便没有接话。思绪不知怎的飘到阿竹讲过的中国旅游见闻。阿竹学中文的契机是看了原音字幕版的《霸王别姬》，他对张国荣一见倾心，找了留学生私教，从头学起。即便后来得知张国荣是日常讲粤语的香港演员，也没有改变他构建于一部电影上的对中国男子以及中国大陆的想象。每当他们外出旅游，便在橄榄门上贴个条，某年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歇业，还请见谅。阿竹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像生意人，有种孩子气的神秘劲儿。熟客在他们出门前一天坐在店里喝酒，他也不会对即将的出游提半个字。中岛有好几次兴冲冲来了遇上纸条公告，只好灰溜溜换一家店。阿竹喜欢将短暂的消失作为一个意外给客人们，或许他是想让人感觉到他的不可或缺。二丁目由同志经营的酒吧双手数不过来，却只有一个阿竹。
老头子和阿竹第一次到上海是在一九九八年。此前他们已经去过北京、西安和南京。阿竹以为作为日本人会在南京遇到公开的恶意，没想到人们十分友善。上海的风气与古都们有所不同，让他想到欧洲。他们吃了小笼包、大闸蟹，坐了黄浦江上的轮渡。淮海路上的马可波罗面包房陈列着鳄鱼形状的巨大面包，阿竹觉得太帅了，想买回宾馆，和店员用他自以为熟练的中文讲了好久才明白，那是非卖品。
他们还去了同志酒吧。我初听时不免惊笑道，九八年？同志酒吧？你们怎么找到的？
阿竹眨眼笑道，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我有点佩服拿鲁迅的文章当课文教他的某个不知名留学生。
一九九八年秋天的上海，我还是个只知道念书和看漫画的高二学生。距离我第一次怀着难以描述的好奇和恐惧走进那一类酒吧，尚有两年多的时光。阿竹他们住的锦江饭店距离我念书的向明中学不过几步路。即便在马路上碰见，我也认不出那两个叔叔是何等人物，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将在未来的东京与其发生短暂的交集。
九八年的酒吧是怎样的？我问阿竹。
他们跳舞。那种慢舞。你知道的。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直到我发现里面都是男的。
我想象了一下那副场景，笑了。是有过那种老情老调的地方，我早年也见识过，后来酒吧们纷纷往嘈杂的路子走，充斥着变相的钢管舞和秀台。再后来，随着网络的铺天盖地，酒吧作为邂逅的方式显得笨拙又迂回。现在除了偶尔和熟人半怀旧地去个一两回，我几乎不再涉足。谁能想到我曾经也是遇上警方冲击被迫双手抱头蹲在墙角的一员？最近一次在上海的酒吧，正和伴侣筹划移民的KK看着隔开几桌的一个男孩说，放在十年前我会喜欢那一款。现在看到他，我想的是，我要是有个儿子打扮成这样在外面晃，不如先把他拍死。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不自觉地合上社会规范的节拍，与曲直无关。不过在阿竹身上，你看不到这种如同大马哈鱼定期溯流而上的社会性。我不清楚他的具体年龄，想来比我妈大个几岁。我妈今年五十五，热衷于帮我找人相亲。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个子，我读高中那会儿看着和我还有点像姐弟，如今则不会出现被错认的情形。有时我陪她逛街，营业员带着奉承惊叹，哟这么大一个儿子，麻相（形象）好咧，像你。我妈很吃这一套，每每顺势买下她原本不怎么中意的衣服，回到家又陷入懊丧。
女人翻动着硬卡纸衬底的影集，她的手指细长有力，看起来是适合玩乐器或打游戏的手。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何时挪到了她身旁的位置，她的侧脸离我不到二十厘米。近看才发现她比我之前以为的还要年长一些。她穿着大概是优衣库的一字领横条纹长袖T恤，长发在脑后随意地一束，细长的脖颈上的横纹让人想起日本寺庙庭园的造景。以石为岛以沙为海，打理寺院的人每天用耙子将沙碾平，又刻划出一圈圈代表水波的纹路。
不过，女人颈上的纹路应该只会被时间一天天刻得更密更深，除非上医院施以科技之力，否则不会复归平整。
我问她：“不好意思，你是哪家媒体的？”
她的动作凝滞了一拍，看向我，一脸的不解。
“抱歉，来这里的媒体人比较多，所以我以为……”
“你……”女人注视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她以为认识的人。也可能她有了醉意。这么淡的酒喝到第二杯，我有的只是徐徐增加的尿意。我等着她后面的话，却不妨阿竹在旁边插嘴道：“杰，这孩子叫NAMI，不是媒体人哦，她是艺术家。”
“噢。”我说。按照礼貌，我应该继续追问是什么艺术。转行到新媒体之前，我跑的是艺术条线，接触过国内大多数现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日本的也采访过不少。那群人所置身的世界和他们的所谓理念，早就让我烦透了。如今因为新工作，我在日本采访了大量的器物艺术家，或者说匠人。这一类倒是相当有意思。不管是一门心思做事的，还是浮夸粉饰的，至少都在出产可用之物。想到NAMI可能是做所谓纯艺术的，我就隐隐头痛。话说NAMI这个发音对应的到底是什么字呢？菜生？七海？还是干脆是片假名？《海贼王》中文版把片假名ナミ译作“娜美”。她可一点也不像娜美。干脆叫她“波”好了。反正波浪在日语里的读音就是NAMI，虽然不太像个名字。
波冷冷地说：“谈不上什么艺术家，靠那个连饭也吃不上。我在商店街的肉店打工，做可乐饼。”
“哦！我喜欢可乐饼。”我的感叹是真挚的。尽管在她听来可能是嘲讽。
阿竹说：“你不是不吃油炸食品吗？以前店里的薯条你碰都不碰。”
“那不是我，是TOTO。”
“TOTO那么胖，怎么可能拒绝薯条的诱惑。”
“就是因为胖才不吃……”我哭笑不得。
看样子美嘉今天不会出现。佐佐木有一次喝醉了，从皮夹里拿出他和从前恋人的旧照给我们看。他身旁高挑美丽的女人，据说是美嘉。我一开始以为佐佐木说的是醉话，老头子难得打破他固有的沉默说道，是的，那孩子从前很瘦，这些年我们是看着她像面团一样发起来的。我质问佐佐木，你是因为她变胖了才分手的吗？佐佐木哭丧着脸说，我看着是那种人吗？是她甩了我呀。提过很多次复合，她不肯。
我们由此八卦地讨论起美嘉发胖的原因。中岛认为是吃出来的，另一个我如今忘记名字的酒友说大概是遗传。佐佐木没发表意见。
第一次去中岛的办公室玩，进去时里面没亮灯，中岛开灯开空调然后去了洗手间。我刚坐下，发现踩到了什么。桌子底下发出诡异的声响，一个物体艰难地挪出来，巨大的黑乎乎的一团。原来是个睡袋。等里面的人爬出睡袋，我震惊地发现那是个身高超过我的女人，差不多有两个我那么宽，又长又密的黑发披在肩上，犹如戴羽毛的印第安酋长和某种图腾的混合物。我目瞪口呆地问她，所以你就是TOTORO？她闭着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我有点懊悔自己的说话不经大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生气了，而是去刷牙。
美嘉的五官轮廓分明，甚至可说有着刚毅之美。佐佐木展示的照片上，体重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她完全是另一个人，混血儿般的脸孔让人想起著名的Tina Chow。是什么让一个美女发胖并沉沦至此呢？我总以为和美嘉的职业分不开。她在日本如血管般纵横交错的媒体世界最为生僻和纤细的末梢，专做AV女星的采访，其访谈刊登在一本读者百分之百为男性的AV周边杂志。我们初见的那回，她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近半米高的影碟，光看塑料硬盒侧面的文字就够让人心跳加速的。
佐佐木的职业也算是偏门。他撰写凶杀案的长报道。提起任职的杂志名，他总要附加一句“其实就是终极八卦啦”。和周刊每周跟进案情不同，他的报道写于尘埃落定之后，更像一则文字写就的纪录片。为了写稿，他有一半的时间厮混于警局，另一半则在街头。连他的小胡子也有点像蹩脚侦探的cosplay。
我试着想象这对情侣的年轻时代，他们的行业涉足的是日本社会看似淤积不动实则暗流汹涌的下水道。性与死。他们约会时会聊工作吗？想必不会。美嘉几乎不谈工作，当我作为外国人表露好奇时，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些姑娘们，其实出乎意料地まとも（matomo）。这个词一般指“认真”或者“正当”。我忍不住查了字典，发现通常以平假名书写的まとも居然有对应的汉字，写作“真面”或“正面”，恐怕连日本人也很少知道。《大辞林》的释义为：1）合乎道理，他人无从提出非难。2）合乎规矩，毫无不检点之处。
所以美嘉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想说她们认真？正当？还是说她们“没什么不检点，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我想要向她确认，却在一场场酒局间失去了重提的机会。
做可乐饼为生、兼职艺术家的波向阿竹说道：“你为什么不去冲绳呀？”
我意识到她指的是老头子携新情人南下的事，心想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正要转移话题，只见阿竹露出三分笑意说道：“我讨厌苦瓜。”
“冲绳人也有不爱吃苦瓜的吧。不吃不就行了吗？”她不为所动地继续紧逼。
阿竹反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去冲绳？”
“我讨厌泡盛。”
说着，她把空杯子往前推了推，阿竹又给她兑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波趁隙斜眼看向我，问：“你去过冲绳吗？”
阿竹帮我答道：“杰很厉害的！四十七个都道府县，他没去过的只有三个，对吧？”
“两个。下个月正好做一个专题，就能走完了。”
“比不上你，中国的省份我还有六七个没去。”阿竹叹息道。
“你是中国人？”波问我。
我点头。她说：“我一开始以为是韩国人。”
“……我长得像韩国人？”
“像韩流明星。”她说。听不出是奉承还是贬义。我决定姑且当作表扬。
波喝酒的速度一直没变，第三杯到一半，她起身去洗手间。我赶紧问阿竹，这个NAMI什么来头。阿竹说，介绍过啊，艺术家，做可乐饼。我说，不是这个，重点是冲绳，她和冲绳有什么恩怨不成？
阿竹说，没有吧，能有什么恩怨呢？她是名古屋人。哦对了，她是饭田的女儿。
我猝不及防地吃了一惊。波在这时回来了，我只好立即转换话题道，SHIMA最近来过吗？他好像回国后就被工作绑住了，以前在上海他可没这么忙，我们一起喝了好多好多的酒……
可能因为阿竹透露的波的身份太过刺激，酒水比例绝对在1:5以上的调酒居然让我喝得有些晕。后来又来了两个一看就是媒体圈的女人，坐在离吧台有些距离的方桌边，阿竹出去给她们上了饮料和花生回来，若有若无地轻拍我的肩，在我耳畔说道，杰，你有那个想法了吧，在听到她是谁的同时。
阿竹的敏锐让我心惊，几乎要怀疑阿兹海默的事是中岛编出来骗我的。但我接着想起中岛的话，他说阿竹的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没事人似的，有些时候像是变了个人，连熟客也不认识。出于该死的职业习惯，我感到自己有必要眼见为实，可我真的不想看到叫不出“杰”的阿竹。
那么他还会记得我在这间店的另一场邂逅吗？
忘了是三年还是四年前，我还在原来的报社，像以往一样休年假过来玩。那天中岛和佐佐木都不在，我和美嘉坐在吧台的位置。对，就像今天和波一样，中间隔着一个座位。美嘉说，等有人来了再挪，这样宽敞点。
我很怀疑美嘉能塞进航空公司的座位。大概也是因为体形带来的不便，她厌恶旅行，最多在周末去个近处的温泉。她总是选择可以包时的温泉旅馆，客人预先选好时段，就能独享温泉。想象美嘉如力士般小山一样的裸体浸在温泉中的场景，我的下半身便有轻微膨胀的压抑感。对朋友有这种奇怪的念头是不好的，但我既没有努力克制，也没想过表露。就像和小林明石每次见面，我都有模糊的欲念。分辨不清那种念想是对他经营多年的男性外表，还是对他尚未经过手术改造的女性身体。表面上，我和小林是因为苗而熟稔。苗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的公司下属。奇怪的是，在苗离开我们的生活圈后，我和小林仍维持着不深不浅的交际，就像徘徊在停止更新的游戏场景里的恋旧玩家。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从未真正建立的三角关系。我和小林分别占据了三角的两个顶点，无从成为平行线乃至相交线。
小林最终去了美国，据说他一直没有做手术，选择靠荷尔蒙药物和装扮继续站在模糊的分界线上。他天生男相，否则敏锐如中岛也不会把他误认为和我约会的同性恋男子。他的新伴侣是个日裔二代的美国人，看照片不算美女，短发，皮肤晒得很黑，贴身吊带衫底下不穿胸罩，站在他旁边显得娇小，不过总觉得隐隐有发胖的趋势。
我把手机里的小林和他的伴的照片给妈看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试探什么。妈说，你朋友很帅啊。又说，小姑娘长得一般，这么多雀斑。我有种冲动，想说，这个朋友其实是女的。想到我的话很可能惊动沉寂多年的死火山，终于还是忍住了。
那天和美嘉坐在吧台边聊着天，不知怎的说到了我的性取向。美嘉说，所以你真的不是gay吗？中岛一直说你是。我笑笑说，你觉得我像吗？她眯起眼看我，说，我搞不懂你，也许，你只是谁也不爱。连自己也不爱。
当美嘉凝视我的时候，总觉得她是用整副身躯在看着我。无言的压迫感让我悄悄往右侧挪了挪。右手边坐着个染着枯草色头发的女孩，之前也在橄榄见过。是个诗人，或者说有志于成为诗人的文学青年。她那天是一个人来的，独自坐了很久，一脸被人放鸽子的百无聊赖。我顺理成章地请她喝酒。美嘉说明天有采访，十一点刚过就走了，我和女诗人喝到两点多，水到渠成地把她带回旅馆。做爱到一半的时候，她捂住嘴，发出奇怪的呻吟。我觉得有点不对，停下动作，她一溜烟去了浴室。后来发现她是去吐。抱歉，最近胃不好，她说，不是你的问题。换成别的男人大概会因此受打击，我算是想得开的，主动问她是否需要我去便利店买胃药。她说不用，躺在我旁边说，你在橄榄找什么呢？我反问什么意思，她说，我总觉得你在那里寻找什么，是找人吗？
隔了几个月再去的时候，阿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没盖邮戳，圆圆的蹩脚字体写着诗。是 的诗人留给我的。诗写得很坏，有股色情的劲头。
阿竹一本正经地说，这里没有合适你的女人。在橄榄认识的男女，就没一对能成立的。不过，在整个二丁目也是这样吧。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都不长久。
我说，上海也一样啊。再说长久指什么？谈恋爱，还是结婚？结婚生孩子之后也有离婚的不是吗？还有不离婚不告而别的呢。
那番话我说得咬牙切齿，阿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爱八卦的阿竹也有不知道的事。我交过一个在橄榄认识的女朋友。在和女诗人的失败床事之后。
当时混在一群人里相互交换名片，我对某个女人名片上的杂志副标题感到好奇——着物専門誌（和服专门杂志）——忍不住问那是怎样的刊物。等我回到上海，办公桌上躺着一只来自日本的A4信封，里面是一册精美的季刊，内文有一半是和服美女的照片，文字疏简。时值盛夏，该期的主题则是“秋”。层层叠叠的红叶背景美得像假的。说不定是前一年的风景照PS合成的。我礼貌性地按照名片上的邮箱写了电邮过去，说杂志很好看啊谢谢，版权页的编辑只有两个人，你们是两个人做一本杂志？她回信说是的，几家和服品牌是杂志的赞助商，摄影师和模特都要自己找，也没有另外请设计师，两个人承担了所有的修图撰文和排版。好在一年只有四期，不然真是忙到想把猫爪也借来一用。
名片上她的名字是佐嶋ミヨ，最后两个字读作Miyo。我认为给子女取名用片假名的父母都是偷懒。能安在这两个发音上的汉字实在太多，从常见的美代、三世、美弥、珠代，到比较生僻的心叶、望阳、未夜、海遥，甚至还可以写作“深夜”。我被所有的可能性搞得头晕目眩，而她在记忆中的脸孔也随着所有那些汉字变来变去，忽而端庄忽而纯情忽而散漫不羁。或许是我在第一次见面时喝多了，根本没搞清楚她和另外几个女人谁是谁。我决定称她为M小姐。
两个月后，等到真正的秋天到来的时候，M小姐和一个女伴来了上海。为尽地主之谊，我带着她们去相熟的女摄影师可可家吃大闸蟹。英国留学回来的可可和她们讲英语，我以为日本人的英文都是惨不忍听的僵硬发音，没想到M小姐讲一口轻快的美式英语。原来她十五岁之前随父母住在美国，所谓的归国子女。
刚回国的时候被欺负得很厉害。她淡淡地说。她的脸孔和我记忆中那些不确定的形象全都对不上，是一张不太日本的面孔，高颧骨细长眼睛，更像韩国人。而且她很高，穿着平跟鞋只比我矮一点。衬托之下，和她同来的短发微胖女子如同一粒大福。大福女子名叫实代，发音和M小姐的名字一样。
在运动鞋里放钉子之类？我用日语问。实代接过去说，比那严重得多，被其他女生堵在厕所里拳打脚踢，还被按进马桶里。
我翻译给可可听，她的神色介于同情和茫然之间。可可是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当听到同性间的倾轧，她似乎丧失了习惯的论战基础。
M小姐说，那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会死掉。不过后来总算熬完了中学，上了高中。她看了一眼实代，微笑着说，然后交上了朋友，最开始是因为名字的读音一样。
实代说，我原来以为你会成为漫画家。你那么爱画和服美女。没想到最后做了和服杂志编辑。啧啧。
可可问实代的职业，她笑嘻嘻说，我呀，是无业游民。
实代拎着一只爱马仕的包，身上的衣服也价值不菲。我猜她要么生在殷实人家，要么嫁得好，直到她们离开前的最后一晚，M小姐来我的住处留宿，我才从她口中听说，实代是银座高级酒廊的陪酒女，店里的TOP 1。不仅如此，还是早稻田经济系毕业。至于为什么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学生会走上陪酒之路，我并不关心，谁还没有盘根错节的私事呢？我只是诧异于圆乎乎软绵绵的大福团子能坐拥头牌，逛酒廊的日本成功人士的审美堪忧啊。M小姐说，你不觉得和她说话很舒服很自然，让人不由得不设防？那绝对是一种才能呀。
我在做爱之后想起来问她，杂志怎么在夏天做出红叶，是PS的吗？她有些愕然，回答说，八月也有一些地方有红叶的，到北陆的山里去拍。
是吗，我还以为是假的。或者提前一年拍好。
提前一年可没法预知流行。再说真和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她的声音带着困意，片刻后又说，看起来是真的就行。
M小姐回了日本，我隔了几天见到可可，被她好一番打量。可可说，你和那个谁睡了吧。我心头一跳，反问，你指谁？她扬眉道，两个都是Miyo，我说的是谁，你心知肚明。我打个哈哈混过去，问可可和她男友的近况。两人在要不要丁克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婚期迟迟不决。
可可面色一沉说道，不行就算了，我对他已经丧失耐心了。我知道她说的是气话，她自己当然也知道。我只能宽解她道，也许再过个两年，科技足够发达，男人也可以生孩子了。她听了脸色更坏，嘀咕道，生我倒是不怕，谁来带呢？
其实男人带孩子也未尝不可，但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一般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在可可及其未婚夫之间，总不能让某位投行工作的高薪人士放弃他昂贵的时间去带娃。摄影师虽然也是一份正经职业，在他人眼里，尤其在老一辈的眼里，简直就没法算是“工作”。男方的家长曾经语重心长对可可说，你现在还年轻，花个几年在孩子身上，等孩子进了幼儿园，后面有我们帮手，你又可以重归社会不是？
可可向我抱怨道，我就是听不得他们这种论调！什么叫花个几年？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就可以随便拿来用？他们知不知道作为摄影师也有创作的黄金期？
作为诤友，我本可以指出，最近这一年她也没怎么创作，都在拍商业片。但诤友不好当，话到嘴边变成，幼儿园之后你就可以甩手不干？这可不是工作，还有辞职一说。
看到可可黯淡的神色，我心想，看来我终归只能做个损友。
那天临分别时，可可又燃起八卦之心，问我，你打算和爱马仕女友怎么继续啊，两地恋？我这才知道她从一开始就猜错了，也懒得纠正，将错就错地说，对啊，打个飞的，加上机场两头的路，最多半天也就见到了，和北京深圳不也差不多，比英国可近多了。可可被我的话勾起回忆，叹息一声。
和M小姐终究没熬过半年。其间我去过一次日本，她因为工作太忙，没机会来上海。我们像所有两地恋的情侣一样每天互发大量的微信——她在我的指导下安装了软件，并很快习惯了和Line相似的用法——临睡前语音，经常分享照片。她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毕竟她的微信上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友邻。有时她给我的朋友圈点赞，看到中岛的赞与其并列（美嘉和佐佐木没有微信），而他们相互看不到，我有种微妙的感觉，仿佛自得，又仿佛内疚。我若无其事地向中岛打听过M小姐的事，他说那是个工作狂，又说，从来没听过她谈恋爱的事，说不定她其实和你一样哦。我正色道，gay和les怎么会一样，明明是这个星球上距离最远的两种生物，却经常被外人当作同类。其实向中岛坦白我与M小姐交往的事也未尝不可，但我太沉浸于中岛给我的人设，不想主动打破。
分手是由 件告知的。就像半年前的那本杂志一样，来自东京的邮件躺在我的办公桌上。DHL的硬纸封套摸起来像是空的，我用剪刀剪开，口朝下抖了抖，掉出来一只小信封。我这才感到心跳有点急促，刚才差点以为会看见什么照片。丁香色和纸信封用贴纸封了口，很容易拆。里面是绣球蓝的信纸。手写的信。抬头是“蘇様”，我读了两遍，才从客气得让人毛骨悚然的敬语背后捕捉到M小姐的真意。她在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终究无法触及您的内心。
情侣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决定结合呢？是所谓的共同理想，还是为了有个人分担生活的重任？或是出于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爱？想要将其收入保鲜盒塞进冰箱的一种冲动？我从来都没能搞懂过。我有过的几次短暂关系，都结束于我过早的厌倦和逃离。像这样被一纸文书客气又决然地宣布分手，还是头一遭。
我抓起手机给M小姐发微信。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回音，只有我的绿色对话框像风干的油漆般留在屏幕上。我收到信了。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见一面吧。见一面，好好谈一下。
可能她看到了但是不想理会。可能她已经把我拉黑。可能更简单，她只是删除了整个程序。全程只需要两个动作。
夜里，我给她打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后被转入语音信箱。我没有留言便挂断了。回想半个月前和她在镰仓度假的周末，我在钱洗弁财天那儿洗了张一万日元，她看得大笑，说你真贪心。我逗她说，那我如果把你的手放进去洗，是不是能洗出一串Miyo？她注视我的眼睛说，你想要吗？我说想啊，要那样我就留一个在东京上班，其他的跟我回家去。她摇头说，如果留在东京的才是真的我呢？听到这话，我莫名地想起孔雀公主的故事。她藏在一群侍女中，等待爱人靠触碰双手辨认自己。
我知道这时候该说，我会认出你的。偏偏嘴贱的个性又冒出来，说了句，你不是也说过吗，看起来是真的就行。
应该就是在收到M小姐的分手信后不久，我离开工作七年的报社，来到现在这家打着新媒体旗号的旅行社与买手店。习惯了可以说是松散的节奏，忽然就被选题量出稿量和阅读量的三座大山当头压下来，起初我每天都想放弃。毕业十年，老同学有的评了副教授，还有的创业拿了风投，只有我像是绕了一圈回到原地。按照惯例，每个月总有一个周末，我回闵行去看妈。闵行的房子是动迁拿的，位置偏僻，一号线换五号线，出站还要走一大截。因为实在是忙且累，我连续拖了好几个月没去。妈不习惯这样的变化，从微信发来语音抱怨。她说，你真的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啊？不会是在谈朋友，不想跟我讲吧。
被甩的我只能回以“忙到吐血”的表情包。虽然无从比较，我猜我妈和其他家长有些不一样。她作为单亲妈妈固然很不易，但她始终怀着天真的错觉，以为我到一定的年纪就会和她成为平辈朋友。我念大学的时候她反复教导我说，和女孩子在一起要注意啊，安全用品在便利店什么的都有卖的，要记得买。我听了既窘又闷。那是我刚开始混迹同志酒吧的年头，对自己的取向尚且混沌不清。要到几年后，我才会发现，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掰不弯的直男，那就是我。
酒精的作用下，记忆中的M小姐的脸孔和阿竹宣称是饭田女儿的波的面容重叠不清。和M小姐分手至今有两年多了。头一年，我即便出差到东京也没来橄榄，一方面是忙，一方面是怕碰到她。因此也就错过了美嘉和中岛目睹的那场争执。有一天晚上在店里，当着一堆客人，阿竹把一桶冰块当头浇在老头子饭田的身上。中岛讲述时摇头说，那是因为阿竹病了。美嘉对此则有不同的意见。她说，是因为阿竹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从前即便老头子和年轻孩子在一起玩，阿竹也不当回事，他知道绳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一拽就能回来。我反问道，绳子的那头是老头子吗？怎么被你说得好像遛狗。美嘉以她一贯认真的神色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被这样那样的绳相连，有这样那样的羁绊。
絆（kizuna），日语的“羁绊”，听起来总有种热血漫画的味道。我试图想象自己和妈之间的连线，暗自萌生找把剪刀的冲动。接着想到，我和我毫无印象的爸之间，是不是也有肉眼不可见的线，横亘于浩大的时间和空间呢？
我借着酒意问波：“你来这里是有想见的人，对吗？”
她扬起下巴示意正在从大塑料袋往我们的碟子倒柿种花生的阿竹。
我心想，你爸不是饭田吗，你来见和你爸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又被抛弃的男人，有什么意思。因为口不择言得到的教训已经太多，于是我忍住了，干巴巴地说着冷笑话：“你来晚了，阿竹年轻貌美的时候……”
她打断我的话头，“你觉得阿竹和那个人，谁是攻？”
我被她问得倒吸一口冷气。这难道不是摆在明面上的吗？难道事实和表象正好相反？光是揣想可能性都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看一眼就知道吧。阿竹是那样的。”
“不一定吧。那个人的新男友一看就是攻。”
“你见过？”
她不置可否，用搅拌棒搅动着杯里新加进去的冰块。“也有可能你是对的。只是，人是会变的。从前是一边，随着时间会挪到另一边——你觉得人有没有可能从gay变成nonkay？”
Nonkay听起来像外来语，其实是个日语自造词，意思是绝对的异性恋者。我笑着摇头，说没听过这种情形，反过来的倒是听过不少。
她注视着我说：“和我一起回去？那样我就可以向你证明，也是有可能的。”
我开始隐隐头疼，不知道阿竹向这个叫波的女人做过什么宣传。可阿竹明明知道我不是。他知道我有一堆LGBTQ的朋友——仅仅是朋友。我就像行走在社会边缘的田野调查工作者，不妄作判断，不强加于人，也不牵涉其中。
也许阿竹的大脑真的开始被病变侵蚀。他之前对饭田的粗暴，店里随处漫生的灰尘，他突兀又不落实处的嘴快，都是某种呈现。就像太阳沉入地平线的另一端，他的神智也在迎来不可逆转的日落。终将笼罩一切的黑暗降临之前，我们这些在橄榄有过诸多回忆的客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原地观望。
手机显示时间已近十二点。明明戴着腕表，看时间时仍然下意识地点一下手机。从昏睡中惊醒的屏幕显示我有未读的微信。是妈。她说，最近咳嗽一直没好，你哪天回来？上次买的那个吃咳嗽的粉末再给我带一点吧。我有点懵，过了一会儿才想起她指的应该是龙角散。我回了个“好”字。那边秒速回了长长的一条语音。国内临近十一点了，妈居然还没睡。我从布挎包里摸出耳塞，听了起来。
妈的声音尖尖的，毫无睡意。
“我昨天去福州路买字帖，买完出来吃个老半斋，结果遇到老邻居了。阿兴老婆你还记得吗？她前几年生了癌症，没想到看着还挺精神。她说她和阿兴住到嘉兴去了，原来动迁他们贴钱买在莘庄，后来生病用钱，房子也涨了不少，就卖了买到外地。我是多少年没去过嘉兴了。现在有高铁，快得很。”
语音自动转入新的下一条。
“阿兴老婆说她前几天在嘉兴遇见你爸了。我说不会吧，大概是长得像的什么人。结果她说，不会错，他主动过来打的招呼。阿兴老婆讲，他看起来老了很多，脸色也不好，黄黄的，像是生了什么病。她问我最后到底离婚没有。我说，离不离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人咣当一下走掉了，把家里存款卷了走，丢下我们孤儿寡母，连个字条都没留。要不是有熟人在东京遇见他，我根本不晓得他去了日本。这么多年估计都黑在那边。现在居然回来了！而且还是回的老家……他爸妈的丧事都是我和他弟一起办的，他连爸妈死都没回来，反正也通知不到他……”
妈的语气并无哀怨，几乎像在说一出新近看的电视剧。
我四岁那年，比现在的我还年轻的爸离家出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以为爸是有了别的女人抛弃了我们母子，妈也始终保持着这副怨妇的论调。高二下半，我想要偷妈藏在家里的现金去买新出的盗版漫画，东翻西找之下，抽屉底层的一只牛皮纸信封映入眼帘。信封很薄，不像是装了钱。我把里面的东西往外倒，两张照片轻飘飘落在妈一个人睡了好些年的大床上。如果说经过多次洗涤变薄褪色的淡蓝色床单是我家的现实，那么那两张彩色照片容纳的，就是另一种不可见的现实。照片上的爸艳丽极了，他，或者说她，戴着长卷发的假发，假睫毛唇膏一样不少，穿着有垫肩的墨绿色长裙，脖子上系着白底绿花丝巾，遮蔽了喉结。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单独的全身照，一张是半身的双人照，她搂着个比她矮的微胖女孩，分明是年轻时代的妈。在美得诡异的女装男子身旁，妈的笑容羞怯。但她确确实实在笑。我盯着年轻时代的他俩看了一会儿，意识到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拍照的人。曾经隔着镜头注视他们的人。爸的外遇对象是那个人吗？或是根本无关的其他什么人？
我想起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有人来家里和妈通风报信，说是在东京遇见了爸。来人面带难以掩饰的诡秘神色，妈把我打发出门，和客人聊了很久。客人遇见的是我凭借放在五斗橱上的全家福臆造的那个爸，还是眼前的照片上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这个人？
后来我念了日语系，理由是以后可以看原版动漫。妈对我的志愿没提任何意见。我从未对她提起发现那两张照片的事，在她的视线无法触及的时间和地点，我流连于非异性恋者聚集的酒吧。我是在寻找某个具体的人或是其他什么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妈的语音还在一条条地蹦出来，我摘下耳塞。有点害怕她说着说着无法自控，把她以为我不知道的往事和盘托出。至少不是现在。至少不是在日渐分崩离析的橄榄。阿竹和波说了句什么，笑起来，波一脸严肃。我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问波，你们在聊什么。她答，附加值。
“附加值？”我想起遥远政治课上的概念。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生产资本。
“爱的附加值。”她像广告里念出产品名的女明星一样说道。听起来简直像隐含了神秘配方的新款眼霜。
“那是什么？”
“是我们，我们每个人。”波用没有起伏的声音说，“爱是消耗品，不断被产生出来，投入两个人之间。它不诞生什么。性是伴随物。人们期待消耗品能成为永久的备品，所以才缔结各种在一起的契约。男女之间，便会产生附加值，也就是孩子。”
“听起来简直像一套理论。”
“是阿竹的理论。他还说——”波忽然住了口，嘴边露出忧伤的法令纹。
“还说什么？”
“说你的父亲也是gay。你以前告诉过他。不过他同时也说，他现在讲的话，不能都当真。他在吃药，让他的脑子保持清晰的药，有时候他觉得那个药让他的记忆反而变得混乱了。”
她顿了顿又说：“阿竹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我想起M小姐曾经表示，她如果结婚，要生两个女儿。我问难道不是一男一女更合适吗？她说，因为搞不懂男孩子都在想些什么，没有信心做男孩的母亲。我说，照你这么说，我妈很厉害。M小姐说，虽然没有见过，光是听你讲，也觉得真的很厉害。
妈和爸在一起是出于爱吗？是因为爱，才有了我这个附加值吗？她为了把我养大，除了正式的会计工作，还兼了两家小公司的做账。周六日她都要骑车去那两家公司，所以我从小就会自己煮饭。我还会洗衣服，晾衣服时把她骑车用夹子夹过而留下痕迹的裤脚努力撸平。
我停止回忆从前的妈，试图想点别的。思绪转到最近的一次采访，大阪附近一家百年点心店。他家的薄饼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后院的温泉水。店主说，这就是我们的附加值，别家没有，只有我们有。
所以附加值的另一个解释是独一无二对吗？我们都是附加值。从来处来，往去处去。熙熙攘攘中踽踽独行。
仿佛是脑子里一个开关啪嗒一声合上了，我用严厉的语气对波说：“证明我和你一样，你就会开心吗？并不会吧。”
声音可能不觉间有点高，不远处那桌两个女人的说话声猝然停下，吧台内的阿竹朝我们看过来。他的脸色显得阴沉又古怪，像个陌生人。我想说，我爸是不是gay或者我本人是不是，有什么要紧呢？大家最后都不免一死。而在死亡之前，还有更多的糟心事。连阿竹和老头子都可能分道扬镳，这世上简直没一件牢靠的事物。这时我看到手机上传来语音通话的邀请，是妈。她的诉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直接拨了过来。我迟疑着，不知是否该重新将耳塞按入耳孔。
标签： 阿兹海默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