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什么是民族心理学？

　　World's Best Professional Jokes这本书里收录了这样一个笑话：

　　两个人类学家坐飞机到南海岛屿群去研究当地人。他们到了两个相邻的岛屿各自工作。几个月后，其中一个乘独木舟到另一个岛屿去拜访他的朋友。到了那里，他发现另一个人类学家站在一群当地人中间。“向你致敬！工作还顺利吗？”拜访者说。“炒鸡棒！”另一个答道，“我发现了关于当地语言的一个重要事实！你看！”他指着棕榈树说，“那是什么？”当地人齐声回答他，“Umbalo-gong！”他又指着岩石问，“这个呢？”当地人又答，“Umbalo-gong！”“在他们的语言中，棕榈树和岩石是同一个词。”“太惊人了！”来访者惊讶地说，“在我工作的岛屿上，这个词意思是食指。”

　　在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之前，人类学研究就已经开始了。航海家、教士、海盗、商人们来往于世界各地，在一些土地插上自己的国旗，在航海日志、教士的笔记本中记录当地人的奇风异俗，作为在上流社会夸耀自己冒险经历的标本。这些记录激起了一些人的学术兴趣。这一类人的杰出代表是Richard Francis Burton爵士。这位仁兄的头衔之多堪比陈光标（English geographer, explorer, pastry chef, translator, writer, soldier, orientalist, cartographer, ethnologist, spy, linguist, poet, Egyptologist, fencer and diplomat）。据说他会29种语言，四处旅行，并且是英文版《一千零一夜》和《爱经》的最早英文译者。而且他是一位小黄书爱好者，四处搜集翻译出版各国的小黄书。可是不幸的是，1857年英国淫秽出版物法案通过（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of 1857），面向公众出版和销售这些小黄书都是违法的。所以爵士大人只好组织了一个俱乐部，性爱圣典协会（Kama Shastra Society），与同好们一起红袖添香读黄书。据说这位仁兄实在是太喜欢做爱这件事了，每到一个地方旅行都要仔细观摩一番，还要测量一下各个人种小弟弟的长度。我猜他应该是对自己的长度十分满意，不然这种行为不会持续很久的，男人嘛。

　　这段时间伦敦成立了很多跟人种相关的协会。1833年，土著人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在伦敦成立，这个圈子是由非国教教徒，尤其是辉格党的慈善家们出资建立的，这些人都支持废除奴隶制。其中有一些人突然诞生了搞学术的二逼想法，于是1844年（也有说1843年），伦敦人种学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从土著人保护协会中独立出来（The Société Ethnologique de Paris和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分别是1839和1842年创立的，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啊）。学会秘书James Hunt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种族主义者，与学会元老们在社会进化这个议题上的态度迥然不同，因为政治立场和兴趣的分歧，他带着一批支持者建立了独立的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他们既同人道主义者的人种学家也同新近的达尔文主义者对立。1871年，Thomas Huxley领导人道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联盟取得对Hunt的胜利，采用人类学术语，将其纳入统一的组织中，即后来的皇家人类学协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这个撕逼的过程包括了废奴、公共出版法、学术团体的互相攻击、达尔文主义的兴起……所以实在是很复杂，全部说清楚一定会让人脑子瓦塔的。但是这段历史也说明了民族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上升的过程。1848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仍旧将民族人类学定义为自然史的分支，但到1851年，又将民族人类学划分到了地理学范畴去。其实当时的人类学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有些人喜欢冒险，有些人喜欢研究语言，有些人想知道人类是怎么来的，有些人想知道小丁丁是如何分类的。大家在一起玩耍，玩着玩着，就玩到托雷斯海峡去了。1888年和1898年的两次托雷斯海峡考察，是人类学诞生之后，第一次大规模跨学科的田野考察活动。参加者有地理历史学者，生物学者，医学生，中学老师，他们用各自的Buff凝聚了整支队伍，在打野时收获了很多装备，哦不，是学术成果，如里弗斯的系谱法（genealogical method）等方法的出现。

　　在小伙伴们愉快地玩耍时，整个英国在超级女王维多利亚的带领下，也愉快地走上了世界第一强国之位。国旗插得多了，就松了，啊不，就不好管理了。派专业人士到当地去协助当地执政者解决动乱是多么重要。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提倡应用人类学就是基于这一点。他和普里查德各自的田野点选择也是基于这一点。当时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努尔人部落经常发生械斗，英国人很疑惑，都穷成这样了，斗什么嘞。普里查德在努尔人聚居地待了几个月，在被努尔人反复欺骗之后（他在书里非常郁闷地提到经常有努尔人来他的帐篷里蹭烟抽，顺便回答他的问题。过几天当地人再带亲戚朋友来看他，问他你真相信我上次跟你说的话，普里查德很真诚地说是啊，怎么了呢，他们就哈哈大笑告诉他真是一个傻孩子，上次说的都是骗你的。普里查德的心啊，三观不同如何一起愉快玩耍）， 他终于弄懂了为什么这帮哥们要打架，因为他们有世仇制度和丁卡部落对立而且战争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啊。

　　到了这个时期，人类学总算有点眉目了，至少分类谱系，到当地去，亲属制度研究，等等都已诞生。但是还缺少足够经典的著作来为后人设立标杆，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同志出现了。他是一个波兰人，语言天分极佳，于1910年拿到奖学金到LSE留学一年。1913年又回到LSE当老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宣布波兰为敌对国，开始驱逐波兰人，于是小马同志只好逃到英国殖民地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 Islands）漂泊了两年半，等待战争结束。他就是以在那里生活的经历写成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两本书。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在书中塑造的那个勇敢的白人男性人类学家的形象也就成了人类学家最好的标志。热情、语言天赋极佳、具有领导力和洞察力、沟通能力强，搁现在，一定是4A副总以上。小马的魅力是很强的，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正是通过人类学的学习，让他走上了独立运动的道路。

　　小马是第一个发现库拉圈制度的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有两种宝物，一种是项链，一种是手镯，两种宝物在贸易中有各自独立的交换方向，一种逆时针，一种顺时针。而且交换者不能长期持有宝物，在持有一段时间后，必须交换出去，这就构成了一个以两种宝物为纽带的贸易圈。这种贸易方式显然超越了英国人的想象力。也颠覆了很多人对经济形式的分析和解释。这样一来，人类学总算有拿得出手可以吹牛逼的书了。《人类学的定位》里记录了一个关于他的段子。说他在一个重要报道人的陪同下在田野地乡间散步，迎面来了一男一女两名土著，报道人用当地语言和那两位打了招呼，他们有礼貌地回答了。小马同志就记住了，等过了一会儿又遇到当地人，他就秀了一下刚学到的那句话，结果两个当地人一脸惊悚地走了。小马问报道人难道偶说的不对吗？报道人说没有啊，很标准啊，只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老婆要生了，我带她去看医生。说完羞涩地看着小马。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以德国地理学派传人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开始不停地进出印第安人部落，恨不能把印第安人全部3D打印成标本放进档案馆。乔建曾记录了一个笑话：拿瓦侯人调侃人类学家说：“一个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亲（拿瓦侯族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者很喜欢以拿瓦侯族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人员频繁地出入他们的村落，他们就编出这样一则笑话来取笑人类学者。而李亦园也记下了一个关于当时哈佛人类学家克鲁伯的笑话：一天，克鲁伯到一个印地安人家里去访问，问一个报导人问题时，那人总是要回到房间去一会再出来回答，克鲁伯很奇怪，问他是不是到房间去转问他母亲，那印地安人回答说是去翻阅一个人类学家克鲁伯的报告，以免把自己的风俗说错了！

　　就是这样。总之这段时间人类学家们还是玩的很开心的。只是玩着玩着就发现，不对哎，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些地方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研究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呢，你看人家社会学，你看人家历史学，怎么办捏。而且为什么人类学家就得是男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要由小马同志来回答。小马去世后，小马的遗孀马太太精心整理了小马的日记，并且于1967年正式出版了。在日记里小马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在田野中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和性爱的缺乏与孤寂，暴露了其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厌恶与轻蔑，以及他并未如其所说的那样与欧洲人士完全隔离。他还在日记里讲了他是如何怒不可遏挥拳打了一个当地小孩，因为那个孩子并没有按照约定让他参与重要的与食人族部落之间贸易的航行。当然小马同志也没有遵守啊，他说要给那孩子钱，最后也没给不是。

　　日记出版之后，人类学家又开始撕逼了，纷纷指责马太太，认为这破坏了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的形象。真是一群道德感崇高的人。说起来人类学家还是很傲慢的，于是有人编了这样一个段子：Issy Price和Daniel Daniel Miller两个人类学家一起讨论到底可不可能有犹太裔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决定去看一看，于是打了个飞机去阿拉斯加，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他们总是被引导去同一座华丽的冰屋（igloo，和隐藏版的google域名好像啊），他们走进去，发现一家人正在桌子边嚼蜡烛，而且不是普通的蜡烛。从橱柜到桌子的距离，两个人可以清晰看到那些蜡烛是犹太教悼亲日使用的蜡烛（Yahrzeit candles）。于是两个人问这家人的男主人：“我们注意到那些蜡烛，你们有可能是犹太人吗？”男主人回答：“不是，我们只是喜欢犹太食物。”

　　之后的日子是灰暗的，因为那种曾经笼罩人类学的神圣光辉一去不复返了。之后关于人类学的定位和学术伦理讨论层出不穷，但也没有办法重新将人类学界统一起来。所以各种价值观和各种学术取向都被带入了田野。列维施特劳斯从年轻时就在反思，他讨厌旅行，到圣保罗大学当老师的时候，他怀抱一颗为人类学而颤动的心四处探访原始部落，发现这些部落已经被同化了，拿来煮饭的居然是邮轮抛弃的汽油桶。于是他开始组织人马想深入到丛林深处去，一群人带着讨人厌的牲口和当地向导跋涉了几个月，被向导骗，被牲口戏弄，丢东西，生热病。最后也没有调查出什么来，只好返程，在返程途中，他们碰巧遇到了一个经过的部落，部落的人在跳神秘的舞蹈，他们身上有蝴蝶形的纹身装饰，列维施特劳斯很想研究他们，却发现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于是他迷茫了。我们所做的究竟是什么？是了解另一种文化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只是炫耀？我们想要怎样的原始？而这种原始也终究会被我们的来自文明的研究者所玷污。

　　列维施特劳斯是哲学家，太严肃了。相比之下Nigel Barley就潘康枚唷他一学人类学的还没做过田野，都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于是选啊选，发现北喀麦隆有一个山地部落多瓦悠人还没有被人类学家染指，于是拿着从档案馆查来的一点资料，一份错误百出的词汇对照表和行李就去了。之后就是漫长地跟海关和各色政府机构撕逼的过程，其过程之艰辛，简直堪比在北京给孩子上户口。好不容易到了田野地，发现当地人根本不鸟他，他想让当地人跟他说多瓦悠语，当地人不愿意，嫌low。他想摆脱文明的束缚，不跟欧洲人接触，完成一次极其正式的田野工作，结果发现要不是当地有教会，他早就崩溃了。他老是说错话，把“我家正在煮肉”说成“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被迫每次进城都带上全村人，因为在多瓦悠人看来白人是相当于主人，而主人是不能拒绝仆人的要求的，霸气。而且他还很苦恼，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一无所获，仅有的一点线索几乎都来自酋长和他的助手，而正式出版的人类学著作中是绝少提到有这种角色存在的。于是Nigel Barley也陷入了深深地迷茫中。这位同志在著作里提到有些女人类学家为了获得资料，选择了跟当地人发生性关系，而且被导师默许了。这是整本书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啦，于是我就盼着啊，像《甲方乙方》里那个吃鸡的老总一样盼着，后来一想不对，这本书初版是1982年，于是只好洗洗睡了。

　　田野工作究竟应该怎么样？就好比做卧底，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人类学家霍姆伯格为了考察西里奥诺人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半夜光着身子说着西里奥诺语拎着肉，跑进了人家的地盘。当地人又害怕这个陌生人，又想吃他带的肉，犹豫了半天，人家选择了肉，附带拎肉的人类学者。

　　（文/张彰  来源/十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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