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爱意识问题最能反映一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也最可以判断出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性爱意识包含对性爱权利的确认、对异性对象的审视，还包含对爱情中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思考。由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女性的性表达总是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压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思潮的推动下，初步觉醒的女性开始涉足文坛，揭开了中国现代女性小说创作的序幕，五四女作家从不同方面探寻着“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这一时期首先集中表现这一主题的女作家就是冯沅君。她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社刊物上先后发表多篇短篇小说，率先用文学之笔强烈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由的性爱、情爱的追求，后结集为《卷葹》。而“淦”训“沉”，取自《庄子·则阳》：“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透露出了她的不苟于世俗及内心的远大志向。
封建式的家庭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缩影，要反对男权的压制，必须首先走出家庭。女性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首先是表现在女性对自身性爱权利的确认上，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和启蒙思潮作用下，则突出表现在对家长包办婚姻的反叛上。而虽然冯沅君也和同时期的其他女作家一样，十分关注母爱主题和恋爱主题，但“她的小说所以受到男女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目”，用她那纤细颤抖的双手拉开了女性探索性爱意识的帷幕，用柔弱的身躯迸发出惊天动地一声呐喊：“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小说原文字引文均引自《卷葹》，下同）的爱情观，并以“同居”挑战封建礼教。她“写出‘五四’时代男女青年的生活相”，“赤裸裸的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于小说之中为之和盘托出”，“尤其是关于恋爱方面的心理变化”，在当时也是“一位具有影响力量的女作家”。她敏锐地把握了女性复杂的内心体验，对性爱意识的描写，其描写大胆、健康，又不失活泼，体现了女性首次具有了“人”的意识和觉醒，为女性文学中之罕见。也正是这惊天动地一声喊，使得现代女性性爱意识初露端倪，女性的“人”的意识和性爱意识在启蒙中开始复苏觉醒。虽然故事结局富有悲剧性，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塑造了顽强的反封建“战士”形象，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她蹒跚的莲步和呐喊的最强音……
恩格斯认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他认为，现代的性爱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并且在感情上能够强烈和持久，”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恩格斯语）冯沅君《卷葹》中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的现代性爱的体现者。在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中，《隔绝》、《隔绝之后》、《旅行》三篇因其故事内容和情节略带连续性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故事由《旅行》开始：在外求学的一对热恋男女主人公以一次同行同住的特殊的旅行，宣告了对束缚自身的包办婚姻的叛离，缔结了双方的爱情盟约。其次《隔绝》：女主人公因回家省亲而被母亲幽禁，传信与恋人相约”出走“。最后《隔绝之后》：女主人公被强逼要履行包办婚姻，在婚前与恋人先后一起服毒自杀，用血写成了”爱史的最后一页“。她塑造了一代新女性形象，她们以空前的勇气向封建传统势力挑战，为争取恋爱自由、维护人的尊严而斗争，发出了呐喊之声：”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表现出了个性解放、发展自我等带有独特女性意识的种种要求。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旅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卷葹》中女青年纟隽华、我、继之的表现，表面上看主人公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实际上是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独白表达了自己的目的，“最幸福的人，是各面的爱都谐和一致。爱是人们的宇宙，爱是人们的空气，食料……一切圆满的生活，必建筑于爱的圆满上”（《误点》），“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隔绝》），把爱当作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追求自我的权力。作者热切希冀受压迫的、不得自由的青年们觉醒，并坚持不懈地追求个人自由直至成功。
“性”是人的生理本能，是恋爱婚姻的自然基础。性的表达是衡量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尺，女性丧失自我正是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欲望的感觉开始的，她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旅行》曾被鲁迅先生誉为“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的精粹名文”，是“五四”知识女性反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争取自身爱情幸福和个性解放的代表之作，其性爱意识也较为突出。男女主人公以一次同行同住十几天的旅行来反抗封建礼教制度。在与封建世俗抗争的过程中，他们深知这种叛逆的行为将招来闲话：别人会贬损他们的人格，家庭会视之为大逆不道，但是“我们只当他们是道旁的荆棘，虽然是能将我们的衣服挂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们的进行的”，“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旅行》）在此我们看到，她们不再是任社会习俗摆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拥有了女性自己独立生存的话语权，具有了”人“的意识和觉醒，为当时女性文学作品中之罕见。
冯沅君在《旅行》中细致地刻画了一对相爱至深的青年男女为“完成爱的使命”，一起乘坐火车进行旅行。在途中“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而在外地一家旅馆过夜“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情景是：“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低着头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钟。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我的名字，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他好象受了神圣尊严的监督似的，同个教徒祷告上帝降福给他一样，极虔敬的离开了我，远远的站着。我不用说，也是受着同样的感动——我相信我们这种感动是最高的灵魂的表现，同时也是纯洁的爱情的表现，这是有心房的颤动和滴在衣襟上的热泪可以作证据的。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了。”而结果是：“我们的爱情肉体方面的表现，也只是限于相偎倚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吧。……饮食男女原是人类的本能，大家都称柳下惠坐怀不乱为难能，但坐怀比较夜夜同衾共枕，拥抱睡眠怎样？不过我以为不信我的话的人并不是有意轻蔑我们，是他不曾和纯洁的爱情接触过，他不知道爱情能使人不做他爱人不同意的事，无论这事是他怎样企慕的。”（《旅行》）主人公以纯洁神圣的爱情谴责了世俗之心：“呵，可惜人类的心太污浊了，最爱拿他们那卑鄙不堪的心，来推测别人，不然我怕没有一个人，只要他们曾听过我们这回事，不相信并且羡慕我们的爱情的纯洁神圣的，试想以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探之外，没有丝毫其他关系，算不算古今中外爱史中所仅见的？”（《隔绝》）对少男少女守身如玉的赞美，正是作者性爱观念的体现，而这种性爱观也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浪漫型的爱情”，“这种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一种本身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但是这种浪漫型的爱情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内容方面它缺乏自在自为的（绝对）普遍性。它只是个别主体的私人情感，其中不包含人类生存中的永恒旨趣和客观内容意蕴，例如家庭、政治目的、祖国、职业、社会地位、自由和宗教等方面的责任。“但是在反封建主题下，大多数研究者们将这种行为与封建”性丑观“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郁达夫的《沉沦》大胆喊出了”性苦闷“之后，她还在以灵至上，不敢涉及灵肉一致的禁区，对性欲分寸感的过分夸大和解释，使得女性的性表达停滞于社会文化潮流之后，是在无意中泄露了她潜意识中深恐遭到传统伦理道德指斥，畏惧被传统群体规范抛离的胆怯心情。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在是五四运动以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首推的是“反封建”，而放在今天来看，从性爱健康教育的角度来看的，婚前性行为的抑制也是现代性爱行为所提倡的。
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说过：“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对于女性作家来说，这种呼唤往往来自于她们对自身价值的审视，而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又总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密切相关。冯沅君对于女性自我情感、自我欲望的大胆披露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作家身体内的声音。通过她对“五四”女儿们“娜拉出走”行为的书写，“五四”女儿们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从“父之门中”出走“行为才得到了正面的表现，“五四”女儿们同封建传统正面交锋、决裂的“娜拉”形象才得以进入文学。这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抗拒父权中心文化对自己的塑造，以一种听不见的方式传达自己的反抗意识。在文本中将女性情感毫不掩饰地加以直陈，塑造了一个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把恋爱双方的禁欲视为爱情高尚纯洁的要素而引以为自豪的新女性，她们不再是任社会习俗摆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拥有了女性自己独立生存的话语权，但在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发展的勇敢外衣下，也包藏着一颗谨慎之心。虽然已摆脱了传统规范的教化，具备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种反封建的意识又暗示出某种不安的征象，行为言行与社会规范的要求是否要一致的矛盾心理，因此在对异性对象的审视上，男性的形象十分模糊，正如刘思谦所发现的，冯沅君笔下的男女青年，是“复数主人公‘我们’”，“他们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行动而是两个人合成—个高度协调—致的共同体在行动。”
作为五四时期的作家，对自由的憧憬，使得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理性情绪和审美情绪大都是激动的，兴奋有余，理性思索不足，自由的意识只是初步的觉醒理想的追求，既虚幻又不坚定，在遇到复杂的生活现实时，它的局限性就很快暴露出来。虽然认识到“破坏我们中间的爱情的，是两个不相容的思想的冲突，假如以后这样的冲突不消失，这种惨剧，决不能绝迹在人类的舞台上。”（《隔绝之后》）因此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过多地呈现出激情和冲动的特点，理想幻灭之时，便表现出浓浓的感伤情绪，情绪化的特点异常突出。“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隔绝》）纟隽华服毒自杀的结局，说明了冯沅君将注意力不是放在怀疑真实爱情的虚幻，而是更多地放在了反抗父权压制，放在了女性对社会、传统的背叛上，在绝无退路的反抗中，女性甚至表现得更加勇敢、执着和义无返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如此勇敢坚决直面人生，着实为第一次。
冯沅君《卷葹》的意义在于写出了和传统文化有着亲情的“五四”女性反抗命运时的艰难心态，她的叙事特色在于对青年男女炽热的性爱的表现，是一位“大胆的爱情故事作者”（夏志清语）。在当时“争写恋爱的悲欢”（鲁迅语），她的作品从女性视角写出对知识女性关于恋爱方面的心理变化，对现代性爱的追求，浓烈的反封建意识。沈从文曾将淦女士同冰心作过一番十分贴切的比较：“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小小的失望；淦女士的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虽然她“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她拉开了现代女性探索性爱意识的序幕，这种”卷葹般拔心不死“的精神着实鼓舞了一代女性奋勇前行，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莎菲在性爱的男女位置上，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莎菲用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来渴求凌吉士的甜蜜的吻，希望”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把觉醒了的青年女性的性欲，热辣辣地表现出来，如实表现性欲的自然性，充分肯定其欲求满足的合理性，大胆张扬其生命体验的甜蜜性，使女性的性表达取得合乎情理的地位，达到了灵与肉的统一，中国现代女性性爱标准由此诞生。
（来源于《中国性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