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的媒婆在婚姻中的地位

             媒婆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孟子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教育、娱乐都局限在家庭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相互之间很是隔膜，也使得家长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家里有些什么人。因此，即使自己家里的儿女已长大成人，却不知哪家需要嫁女娶媳。封建的风俗造成了人们在求偶问题上的腼腆心理，想得到配偶不公开言明成了封建社会风俗的重要特征之一，直言问之等于愚昧无知，委托他（她）人曲道求之是封建时代求偶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一个媒人从中斡旋是最好不过的了。

  关于媒人的演变史，《中国婚姻史》认为“媒妁具有居间人之性质，在买卖婚时代当即有之；殆买卖婚演变而为聘娶婚，买妻卖女之居间人亦演变而为媒妁，遂以合姓为难，赖媒往来，以传婚姻之言也矣，或即为‘使’。”（2）《诗经》有“取妻之如何，匪媒不得”（3）可以看出媒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成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了。从《仪礼·士婚礼》中规定的成婚程序六礼来看，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婚礼，没有那个环节能离开媒人。（4）“于是男女以行媒始知其名，无媒则亦不交；男方无媒不得妻，女方无媒老且不嫁”（5）。《唐律疏议》中也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婚嫁要行媒成为婚姻的法定条件。

   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桓会于嬴，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遂以非礼贬之”（6），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以违礼法而讥贬之；《管子》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无信”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不用自为媒则违反伦理道德，是要受到轻视的。

  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媒妁的主要成分是妇女，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它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但是，虽然媒妁制度及媒人极为重要，但却难在正史中寻其踪迹，因此小说家言也就成为我们研究这一制度的主要佐证，因为小说家在叙述时事时，必须牵涉其社会背景，合情理，符合事实，因此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一些历史问题的材料。

   冯梦龙（公元1574-1646）生于明末，为崇祯时贡生，曾任知县，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于1624年至1627年之间刊行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每书均含短篇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小说，统称《三言》。其中既有叙述前代人物者，又有承袭宋元话本者，但其观点代表元明社会情形，反映元明社会状况，因此，通过《三言》的记叙我们可以大底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媒妁制度以及媒人既然在婚姻制度中如此重要，不可避免的在《三言》中有所涉及。《三言》中塑造了许多媒婆的形象，从中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古代的媒婆这个特殊群体和媒妁制度。

一、官媒婆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媒，由他们来管理黎民百姓的婚姻，因此，媒人有时也被称作官媒。《红楼梦》中就多次有官媒记载，第77回有“官媒来说探春”，第71回、第72回也有官媒这一称呼，由此官媒制度可见一斑。官媒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当时的的媒官被称为“媒氏”，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刑者，归之于土。”从“掌万民之判”之句可以看出：判者，半也，男女一人各为一半，合之为偶而为夫妇。因此，“判”即婚姻，“掌万民之判”也就是掌管婚姻之事，这也就是媒官的职责。上述文字说明了媒氏的具体职责有：一、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通令成年男子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四、监督、执行财力的数量；五、主管婚姻诉讼案，惩罚那些违法者。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史记》以至于二十四史虽有“职官志”，但是对媒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倒是在一些人物志里涉及媒官，原因是秦以后没有正式设立媒官。但是，媒官的称呼一直都未改变，一般指那些在衙门中执行命婚判决的女卒。在《三国志》中，就提到“为设媒官，始知嫁娶”（7）。到了元明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是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找官媒解决等等。

   《三言》中明确提到“官媒婆”的虽然只有《喻世名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陈太常爱惜自己的女儿，因而便换官媒婆吩咐道：‘我家小姐年长，要选良姻，须是三般全的方可来说：一要当朝将相之子，二要才貌相当，三要名登黄甲。由此三者，立赘为婿；如少一件，枉自劳力’。”但是，《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有“石县令在任期间，由于官仓失火，烧损粮食而被软禁在府衙，忧郁成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落的牙婆官卖，取价尝官。贾昌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着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倒判到了五十两……贾昌并无吝啬，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她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缴纳官库。”（8）。这里的李牙婆书中虽称作牙婆，但其实也就是官媒，她为官府做官卖奴婢的中介，收取酬金，贾昌谢她五两银子就是中介费，同时，她在完成买卖之后把银钱如数缴纳官府，这是官媒的重要职责。在本篇文章的后面我们还能得到李牙婆是官媒的佐证：“原来，当先官卖之事，是李牙婆经手。此时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张婆作尖了。”（9）可见李婆、张婆都是官媒，他们的收入来自买家的谢礼。从李牙婆促成石小姐和养娘的人口买卖来看，它仅从这一笔交易中就得到五两银子的收入，张婆同贾昌之妻在谈石小姐与养娘的价钱时，石小姐身价50两、养娘30两，后养娘又让价5两，和石小姐的身价在内共让了10两，但是张婆在回高大尹时仍说石小姐的身价为五十两，由此可见，除谢礼外，她虚报价钱，至少又赚了五两银子。可见官媒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俗话说：

“说好一门亲，好穿一身新”，也反映了媒人的收入状况。

  官媒除了为官府做各类有关事务外，同时还为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三言》中的官媒毕竟只反映元明时的状况，实际上在清代也存在着官媒。《中国婚姻史》中也介绍了清代官媒的情况，大抵也与元明时代相仿：“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10）”上面我们提到的李牙婆和张婆就是上述第一种类型的官媒。

二、私媒婆

私媒是媒人的主要形式。

   私媒都不是专门为媒者。她们大都边从事其它职业，边为他人做媒作保。从事其他职业使得他们能有机会走家串户，了解各家情况，哪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因此，为别人做媒也就极为方便，这样使得他们不但能得到谢媒的财物，而且还有其职业收入，这种类型的媒婆在《三言》中比较多。《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就是这种类型的媒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11）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也便于她做媒，王婆是私媒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醒世恒言》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的陆婆“以卖花粉为名，专一做媒作保，做马泊六，正是他的专门。”（12 ）从文中的记载来看，她也是一个私媒，算得上是专业媒婆。她“以卖花粉为名，专门作媒作保”，卖花粉只是为了更好的作媒。从以下的叙述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又过两日，早饭以后，潘用出门去了，（潘）寿儿在楼上，又玩弄那条汗巾。只听的下面有人说话声，却又走上楼来。寿儿连忙把汗巾藏过。走到胡梯边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卖花粉的陆婆。手里提着竹撞，同潘婆上来。到了楼上，陆婆道：“寿姐，我昨日得了几般新样好花，特地送来于你。”连忙开了竹撞，取出一多来道：“寿姐，你看如何？可像真的一般么？”（13）……

  我们可以看出，她卖花粉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近寿姐，而使张荩达到目的。可以这么说，其他职业只是她做媒的辅助手段。

《喻世名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是一个卖珠子的媒婆，她正是通过卖珠子去接近蒋兴哥的妻子三巧儿的，她也是这种类型的媒婆（14）。

  同时，也有专门作媒的私媒。在西周私媒就已出现，她们专门为别家娶妇嫁女做媒，收取酬金。这在《三言》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元明时期她们的存在。在《三言》中提到的许多媒婆应该包含许多专业媒婆。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当大孙“押司娘和迎儿在家作地，只见两个妇女，吃的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到：‘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15），这两个媒婆虽然作者没有刻画出鲜明的性格，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告知，但是，这段文字却给我们生动的描述了媒人的形象。首先，媒人吃的“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媒婆应该是专职媒婆，她们既吃且拿，收入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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