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堂:叙利亚难民与道德心理学(下)

心理健康 22 0

  心理导读:人性善恶是恒久不衰的话题,它从个人生活乃至国际大事,深深地牵动我们的情感与理智,对此争论不休,笔者屡屡撰文触碰敏感的道德议题,是相信融入现代科学认知,终可拼凑出问题全貌,改变昔日只从单一学系学派立论的偏见。    ---www.xinlile.com

 



心理学堂:叙利亚难民与道德心理学(下)

 

  人类的道德根源,原初并不是为了实践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众生平等的普世价值;即使我们今天绝不视道德价值是为了增加生存优势,但是,我们有必要如实了解道德直觉「源自演化的本来面貌」。如格林强调,道德直觉令人类在一小圈范围互相合作,减少个人之间互相损害,解决类似生态学者盖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个部落里的牧民,在资源有限的牧场公地上放牧,采取绝对自私的做法,拒绝合作,最终,牧场资源会迅速耗尽,牧民很快便一无所有;反之,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并惩罚恶意反叛者,却有助牧民长久地取得资源。(连黑猩猩也懂原谅同伴、促成合作,并惩罚同伴不合作行为。)

 

  1、别迷信自己永远正义

 

  然而更大的问题也来了,假如出现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族群竞争呢?每个族群都有自成一系的道德信念,不管是来自原始宗教或是道德信条,这些信念难以促成族群层面之间的合作,并且深信己方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或:我信的是真神,你信的是假神。)

 



 

  格林将「团体可能因为自私自利,而偏好某些道德价值胜过其他价值」,称为「偏私的公正」(biased fairness),简单来说,就是人人总是认为自己 / 己方是对的,对方是错的。在1982年中东贝鲁特大屠杀发生后,有研究人员分别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观看当年同一段新闻报导,尽管内容一模一样,但双方完全认定新闻只偏袒对方。还有另一项关于政党的心理实验,乔福瑞.柯亨(Geoffrey Cohen)找来一批偏好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与偏好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参与实验。

 

  柯亨发现,只要他将某项政策,向自由派人士说成是民主党提出的,即使内容非常保守,自由派人士照样赞成;反之亦然,向保守派人士说政策是由共和党提出的,即使内容非常开放,他们也照样赞成。事后,大部分参与者均否认,当初自己受到党派影响,从而误判了内容。研究意味着,自己支持一方所提出都视为对的,盖过了对内容的思考,总之赞成「自己人」就好了。老实说,笔者极有兴趣在香港试验一下,看看自称民主派人士以及建制派人士的反应。

 

  太夸张了吧?那么讨论死刑的话题如何?假如双方足够冷静,把正、反理据看得清清楚楚,会减少对己方的盲目认同,较谅解对方的观点吗?曾有研究员将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详尽理据,分发给双方阅读,让他们细心考虑过后再作判断;结果,人们看后反而加强了自己立场的信心,更加认为自己支持的理据更有说服力,对对方的观点没有较多谅解,情况倒是变差了。

 

 

  格林就上述各点,再以神经科学的角度作出解读,不论是指个人避免伤害旁人的直觉,抑或团体「偏私的公正」背后的直觉基础。他指出神经科学权威学者之一安东尼.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发现,人类不同的道德情感机制与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vmPFC)非常相关。假如脑区受损,病患即使看到血淋淋的恐怖场面,身受重伤的受害者,他们也会指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出现了情感障碍。大家别误会,他们并非智商出了问题,而且仍然有是非对错的相关认知,只是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有点像我们知道的人格病态者(精神变态)。

 

  2、再拆解「电车难题」辩中辩

 

  还记得那多重设问的电车难题吧?格林简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第一重设问:「转辙器难题」(switch dilemma)无甚争议,同样,研究电车难题的哲学家茱蒂斯.贾维士.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认为纯就此重设问来说,以功利主义(Ulitarianism)进行道德抉择,道德上可以接受;格林也交代全球绝大部分人也认为可以接受。(笔者当然同意,详见《举世争议的「电车难题」是戏弄人的诡辩》一文。)

 

  格林比较关心的是第二重设问:「天桥难题」(footbridge dilemma),就是推人下桥拯救路轨上五人的问题。首先,格林设计了一项实验,透过功能性磁震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检视受试者在阅读、回应两重设问时的大脑反应。一如格林所料,在天桥难题中,当人们认为自己要亲手推人下桥时,大脑处理「道德情感」的腹内侧前额叶活动也一并增加;反之,转辙器难题中,当人们大都选择杀一求五,以功利主义作出抉择时,却是「抑制j望」的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dlPFC)活动增加,而此一区域,往往是不同实验,需要受试者刻意自制,以理性思考时较活跃的大脑区域。

 

  此外,他指出学者马利欧.孟德兹(Mario Mendez)与同僚找来额颞叶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病患进行天桥难题判断,这些患者受影响的脑区也有腹内侧前额叶,亦即导致情感障碍的区域。结果,接近60% 的病患愿意推人下桥,而健康人士只有20%会这样做,前者高出三倍之多,使上述两项关键实验得到相关性支持。此外,亚米泰.薛哈夫(Amitai Shenhav)的一项关于处理恐惧反应的「杏仁核」(Amygdala)研究所示,在天桥难题中,杏仁核与人们抉择的负面情感有正相关;格林补充,杏仁核的反应像警报器一样,当它活跃时,也关系人们不采取功利主义抉择。

 

  一些急躁的朋友,或许此时已愤愤不平要问:

 

  岂有此理u格林是否想说,决定不推人下桥时,只不过是非理性的情感,而推人下桥杀一救五反而是理性大脑的抉择u你支持杀人吗?太冷血了u

 

  事实并非如此,格林倒是认为,我们确实可有很多理性依据,种种推论,决定不推人下桥。例如,任意牺牲旁观者很可能令人仿效,造成社会秩序恐慌混乱,也可以详细思考尊重生命的重要性等。但是,当我们相信是上述抽象的理性思考,驱使我们最终拒绝推人下桥,那么,当人们接受测试时,理应是「背外侧前额叶」非常活跃才对,可是事实不然,真正令不少人拒绝推人下桥的,是强烈的道德直觉。

 

 

  为此,格林设计了一个称为「撞击警报情境」的电车实验,这次,路轨设计是分开两条独立的轨道,一条纯直线轨道行驶电车,前方站有五人,不停止电车他们会被撞死;另一条独立轨道也有一列电车,若受试者在遥远的地方,按下转辙器,让电车转向分岔路,撞死一人,触发那里的警报,令所有轨道立即停电,便可成功拯救那条直线轨道上的五人。你们应该很快明白,假如理性思考,这样做根本跟推人下桥并无大分别,同样是刻意视他人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是有违人们一般道德信念的目的。可是,依然有86%的人杀一救五,与最初没有争议的第一重设问的87%几乎一样u为甚么?这就是格林苦心重新设计,只要绕过人们敏感的道德直觉,不用想像自己推人下桥,转辙器摆在远方,两条轨道分开处理,便令到人的情感反应大减,从而轻易作出抽象的功利主义抉择。

 

  可是,请别误以为格林轻轻放下天桥难题,他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更暧昧的版本,以突显电车难题的吊诡之处:如果电车不停下来,就会撞上爆炸箱,炸毁水坝,淹没一整个城市,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如果把一人推下去,触发机关立即拯救数百万人性命。你会如何抉择?

 

  笔者认为这版本的妙处,在于是否追求更大的善,无论事前再确信某种道德信念,还是要依据实际情况重新思考、调整。不知你如何抉择?转一转事例煽动你就不理性了。

 

  还有一个令人情理冲突的实验。学者绍恩.尼可斯(Shaun Nichols)与约书亚.诺伯(Joshua Knobe)以两个虚拟世界,询问人们的责任判断。二人设定一个 A 世界,在这世界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100% 命定的。人们被问及在如此世界当中,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完全的道德责任吗?结果,只有5%的人回答需要负全责;这没大不了,很合乎预期,相当理智,也根据抽象原理推论。

 

  可是,当他们具体地在 A 世界描述以下事情后,反应截然不同了:有一名为比尔的人,他迷上自己的女秘书,认定唯一跟她一起的方法,就是杀掉现任妻子以及三个小孩。他设计了一场大火,布下机关,终于将全家烧死了,顺利跟秘书一起。人们再回应这事例时,面对同一个100% 被命定的世界,却立即转向认为,比尔需要为自己行为负全责。问题是,刚才为何95%的人断定活在 A 世界的人不必负全责?难道那种清晰的抽象推论,突然因为触动情感,一扫而空?

 

  此刻我们开始明白,道德直觉影响之大,同时,无论你喜欢抽象思考道德义务、生命价值,抑或功利主义的运算推理,求最大效益,大脑主责处理的区域是「背外侧前额叶」,而不是主责情感和恐惧的大脑区域,只要蒙骗人们的情感直觉,同时又忽视抽象思考,原本在推人下桥的情境不同意杀一救五的人,在绕过情感的设计之下,不知不觉会以功利主义抉择。难怪海德特引述学者研究,无论主张功利主义的边沁(Jeremy Bentham),或是主张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康德(Immanuel Kant),都很可能患有「亚斯柏格症」(Asperger’s Syndrome),没怎么情感挣扎,抽离地思考问题,二人分别在于康德症状相对轻微。因此海德特亦指,西方社会部分受深厚教育的人士,若像边沁与康德那般聪明又略带自闭,极易成为自由派人士,偏好抽离思考避免伤害和公平的道德原则,变成全球相对少数的「WEIRD」一族,即:西方的(Western)、高知识分子(Educated)、工业化的(Induc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总之,格林将一系列大脑研究,归纳为情感与理性交织的「双重程序大脑」,就像一部现代摄影机,有自动模式,也有手动模式。自动模式预先设定好感光度、光圈等,方便快速拍摄; 情况犹如我们的道德直觉 / 情感直觉,是演化给我们的自动设定,抉择飞快,一瞬间感觉已作出判断,像大自然世界替生物存活下过亿万步棋,最后的经验累积成高度直觉。但一些需要细致调节的画面,则要亲自调校各项设定值;犹如我们的理性思考,细致推考想法,分析概念,有时甚至抑制情感干扰,务求作出情理兼备的判断,而身处现今复杂社会文化底下,若单凭远古的直觉决策,未必正确。格林强调,在一般生活之下,对身边亲朋直觉关怀,首先保护他们,合乎情理,这并不构成甚么问题,也有利促进团体内的和谐共处,可是,当问题触及涉及大量团体的公共政策、环球问题,纯靠直觉可能有「道德近视」的情况出现,只知维护自身阵营的信念,无助达成更大的善,凝聚共识。

 

  3、该为「功利主义」平反了?

 

  总括研究所得,格林认为我们现今对人性的了解越多,好应为一度被打成万恶的「功利主义」平反,但由于它的名字极易受到误解,令人误以为功利主义无关「更大的善、快乐、幸福」,以为它不过主张「生活就是持续的算计,为每个决定加上成本与效益的计算」,甚至是一种财富最大化的想法,只要有利益可图,牺牲少数人换取更多财富效益,难道不是应该做吗?

 

 

  格林不认为这是正确解读功利主义的取态,并不是追求更大的善有何问题,而是过往质疑功利主义的说法,不少脱离了对人性喜恶的了解,以及对生活经验的掌握,变成虚空的概念游戏,所以指斥功利主义者会同意,压迫少数以换取更大利益,变相合理化奴隶社会等等。又或人们抱持功利主义信念,会否造成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抛出的反思,每人每天不断将剩余的财富物资捐献给各地穷苦大众,以至在城市生活的功利主义者,理应放弃更好的个人生活品质,以无尽地拯救全球贫困者?

 

  格林对此逐一回应。例如,根据快乐研究对人性的了解,一批能够拥有奴隶的人,透过奴役他人换取更大的效益,情况等于在经已不错的生活水平上,增加额外的得益,在真实的研究和经验之下,这根本不能提升甚么快乐。另一方面,若一批人成为奴隶,即使可能是相对少数,他们失去自由和尊严,付出沉重体力,每天生活承受庞大压力,在他们未能增加别人多少快乐之余,个人的快乐将有极大损失,肯定有悲惨的结果。是故,格林并不在「可能性」上纠缠,功利主义概念如何「可能」变成奴隶社会,也不纠缠论证每一项被称为「快乐」的事情,它最精确的概念定义如何,却是问生活「经验」的各种实际「品质」,是否有所提升,人们生活各类衣、食、住、行的快乐需求如何,缺乏它们后的痛苦如何,通通有相关研究、具体经验加以支持,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玩弄虚幻概念的游戏。笔者相信,这种略经包装的「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分析方向,格林是受他的思想家导师—亚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启发,将生活品质(快乐)、社会福利诉诸经验上可实证的本位。

 

  继而,格林就捐献财富给有需要人士,捐献的程度也诉诸经验分析。他认为一个真正合乎情理的功利主义者,必须考虑其他人共同承担道德义务;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承受的捐献程度,放弃了一切生活品质而帮助他人,只会吓怕其他人参与道德义务,如此少数人做到,同时难以广泛持续的捐献,根本是脱离人性,不可能是功利主义者所支持的。格林认为若要谴责一些人不肩负道德义务的,首先是那些生活奢华的人,譬如买大量礼物给自己子女,却完全对穷小孩无动于衷,又或捐献百万美元给「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添加艺术品,也不帮助有需要人士,这是说不过去的。

 

  基于上述对功利主义的诠释,历史遗留太多不幸误解,格林提议以新的名字和论述,重新将之定位,将根据科学对人性的了解,考虑总体生活品质提升,诉诸经验实证的推论方式,称为「深度实用主义」(deep pragmatism)。假如你相信「人权」无价,但当你论述它的价值如何影响人类的福祉时,你能不扯上历史的、生活的「经验」作为支持吗?还是你认为人权等道德信念,它的本质犹如「数学」公式,从基本不证自明的抽象概念,一步步严谨推出结论,真的是这样吗?懂得加以反思,才是理性学问跟纯粹宗教信仰的根本分别。

 

  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德国总理梅克尔处理难民事件的高明,她正示范了格林主张的「深度实用主义」,梅克尔诚实地诉诸德国所能收容的难民数量,满足人道信念之余,未有盲目根据人道立场全面收容,也以领头的号召力,意图影响欧洲国家一同分担,共同作出持续援助。这不就是恰到好处的道德「实践」吗?

 

  这里不是务求提出甚么铁定真理,笔者相信开放讨论永远是趋向真理的基石。不管各位知识分子所属的学系学派为何,也不管你们是否对海德特及格林的研究感到冒犯,皆因二人或多或少认为,不少历史上的哲学家也许脱不掉「直觉先行,决策在后」的思维模式,建构理论时免不了受涌上心头的强烈直觉影响,再依此加上种种看似言之成理的「解释」(这方面威尔森被誉为「先知」)。未知是否意味着,休姆(David Hume)的哲魂彷佛在震慑古今:

 

  理性只不过是热情的仆人。

 

  Reason is and ought to be the servant of the passions.

 

  (后记:格林指他此著作出版,是押上了全组研究员的前途。也许他预料受全球各界热议甚至攻击,这分勇气值得敬重。笔者认为这是新潮,无论如何艰难,值得我们持续地加以深思。)

  相关链接:叙利亚难民与道德心理学(上)

 

  (文/王阳翎(于非) | 来源/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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