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单身焦虑的三十岁女人,大龄剩女的婚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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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一份真挚甜蜜的爱情,可现实生活却未必尽如人意。对于那些处于适婚年龄的单身人士来说,今年的七夕或许并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节日。

在婚姻家庭制度日益脆弱、传统成家思想根深蒂固、结婚仍然是社会主流行为规范的背景下,都市中的大龄单身女性群体面临着怎样的婚恋困境?在纪录片《剩女》(Leftover Women)中,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1、“你真的年纪很大了。”

邱华梅一头干练的短发,化着精致的妆容,坐在世纪佳缘约见室的沙发上。

“我可能要求就比较高啊……嗯,比如说,我觉得他应该有受过良好教育,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要尊重女性。我的意思是说,在家庭里面,家务分配这方面。”当被问到心仪的婚恋对象时,邱华梅羞涩地笑了一下,露出浅浅的酒窝。

红娘迟疑片刻:“像你这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年龄也真的很大了。”

“可是我觉得我的年龄很好啊。”

“哦?”红娘的脸上露出滑稽的笑容,“你觉得你的年龄在婚姻市场里还是一个很好的年纪?”

红娘直言:“你年纪真的很大了。”

邱华梅,34岁,出生于山东滨州的农村,家里还有四个姐姐。姐姐们早已结婚生子,而她还依然单身,这成了压在全家人心头的一块石头。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她无疑是一名优秀的女性,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然而,即便她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至今还没有结婚,她仍然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容纳如何治焦虑焦虑症。

每当回到山东老家时,针对她大龄单身的现状,邱华梅要面对来自家人或激烈的质问,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姐姐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半开玩笑地让她嫁给村里的老光棍,羞辱她“读书读傻了,精神不正常”;父亲认为大龄未婚的女儿让自己丢脸了,“出去在村里抬不起头”。在邻居们口中,“不结婚,不是身体有病就是思想有病”。

事实上,邱华梅并不是婚姻的逃避者,相反,她在工作之余积极地在婚介所、相亲角寻求帮助。然而,除了遭受更多所谓婚姻市场准则带来的偏见以外,她并无收获。长相不够漂亮,肤色偏黑,家在山东农村,家里五个女孩,父母都是农民,这样的条件,在婚恋市场上遭到男性相亲对象的嫌弃简直是“理所当然”。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指责,邱华梅只能默默哭泣:“我现在好端端的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不结婚的问题。”

面对家人的催婚,邱华梅默默哭泣

2、“大龄剩女”的困境

大龄未婚的邱华梅并非个例,近年来,都市单身人群的数量日益庞大。2015年日本政府针对20~30岁青年开展的社会调查显示,37.6%的人不想谈恋爱,31.9%的人不想结婚[1]。2016年美国政府针对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超过35岁的中年群体中,不婚人群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6%上升到2010年的12%,并且仍然呈现上升趋势[2]。《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3],第四次单身浪潮席卷而来;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超过30岁的女性中有2.47%为单身状态[4]。

社会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歧视问题随之而来,诸如“剩女”等称呼寻常可见,其中高学历大龄未婚女性更是被贴上了“呆板”“女博士”等标签[5]。

2018年我国不同城市单身率排行榜(图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正如纪录片中的邱华梅选择留在北京打拼事业,而不愿将就自己草率结婚,众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都市大龄单身女性由于对学业或职业的追求,推迟了婚恋年龄,而被打上“剩女”的标签,暗指她们在婚恋市场上的贬值,与折价清仓出售的下架商品类似。

当我们重新审视“剩女”一词,便能感受到其背后隐含的对于大龄单身女性的性别歧视,以及男性在婚恋关系中的主导与专断。相比于大龄未婚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日益贬值,与剩女同等年龄的单身男性如果学业或职业发展有一定成就,则会被婚姻市场看作“黄金单身汉”,经济条件平平则被美称为“经济适用男”。在这种传统的世俗观念之下,女性变成了男性的附庸,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受到了忽视。

与此同时,大众媒介日益兴起消费“剩女”的狂潮。为了博取民众的关注度,各种影视剧、访谈节目、相亲节目纷纷聚焦大龄单身女性的情感归宿,于潜移默化中逐渐固化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自身条件优秀、择偶标准过高,从而陷入婚嫁难的困境,并伴有诸如自我、拜金、道德不洁等猜测。

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标签化和污名化,无疑让单身知识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中面临深重的焦虑,陷入婚恋困境。

3、“大龄剩女”的婚恋困境从何而来?

传统观念中,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养家的责任,女性则处于附庸地位,养育孩子、打理家务,努力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作为配偶的女性往往被要求具有良好的生育属性,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诉求却容易受到忽视和压制。

然而,男权视角对于女性角色的设定并非女性的本质特征,独立、刚强、自主、勇敢等性别气质也并非男性专属。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她们在职场中的竞争能力不输于同等男性,这无疑对传统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男性固守着传统性别分工和自己主导价值观的同时,许多城市单身知识女性的身份认同却不再局限于家庭。

与此同时,女性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使得她们经济独立,眼界开阔,认同爱情在婚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济和思想的独立性增强,都市知识女性不再愿意忍受传统婚姻观念的桎梏,成为男性的附属。传统文学作品中对于浪漫爱情的描绘,商业元素的助推,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激情和理想化的爱情,认为婚姻应该是男女感情成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女性获得安全感的庇护所。

电影《小妇人》中,乔拒绝了英俊富有的劳利的求婚,远赴美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图源:豆瓣)

除此之外,婚恋市场对于男女双方的年龄要求呈现出双重标准。对于女性而言,年龄的增长意味着变老,也意味着她们择偶的范围逐渐缩小,择偶年龄随之上移。而男性在年龄、相貌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可以被财富和地位补偿,他们的择偶年龄可以下移十岁甚至更大。择偶年龄的限制增加了女性在婚姻市场的搜寻成本,影响了女性步入婚姻的时间。

婚姻市场的传统匹配模式同样造成了女性的择偶困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女性更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稍高的男性,男性则更倾向于选择学历与社会阶层地位比自己稍低的女性[4]。究其原因,婚姻市场上大部分相对竞争力薄弱的城市单身男性,不仅受困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本的有限性,同时也受困于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往往更愿意“下娶”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女性。

因此,在传统的择偶梯度中,“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使高学历的单身女性在城市中受到了“婚姻挤压”(即由于婚龄男女人口出现较大落差而找不到配偶),缺少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异性。

传统的择偶梯度中,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图源:豆瓣)

由此可见,大龄单身知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之间面临着婚恋困境。她们一方面享受着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潮所带来的情感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充分自由度,同时也遭受着传统观念影响下婚恋市场对个体的挤压。

近年来,尽管都市大龄知识女性在婚配选择中逐渐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在传统思想占主导的婚姻市场,大众对于女性的性别偏见依然需要被正视和改变。

4、“一边战斗,一边撤退”

社会对于剩女的歧视与贬低反映了大众对于大龄单身女性的污名化和标签化。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自由思想的涌动,这些被称为“剩女”的城市单身女性已经逐渐将自己建构成独立自主的个体,追求着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

纪录片中的邱华梅一边与家庭、社会的世俗观念抗争,一边又渴望逃出压抑的环境,从现实生活中“撤退”。最终,她决定通过出国留学的方式从压抑的生活中得到喘息,并幸运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2020年2月14日,邱华梅在推特上发布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图源:微博)

Rebecca Traister在《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All the single ladies: Unmarried Women and the Rise of an Independent Nation)一书中提出,现代女性的命运不再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拥有更多的选择[6]。以年龄和婚恋与否来衡量女性的个体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保持单身还是步入婚姻,专注学业还是面对职场,女性都可以独立自主,在众多选项中筹划自己的人生。

在今天,新一代的女性更要带着开放的眼界和好奇心拥抱单身时代,拥抱独立自由的生活。在这场社会观念的变革中,希望每一位单身女孩都能摆脱婚恋焦虑,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爱情,拥有闪闪发光的人生。